第二节 风华茂年的北师大生活
(1955年—1961年)
(一)初进北师大
一、我和牟正富同学同道去北京
我要离开故乡,去北京师范大学上学了!对故乡,我充满了眷恋; 对北京师范大学,我充满了憧憬!
一九五五年盛暑季节的八月二十四日,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我只穿着一条浅蓝色的短裤,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衣,背上平时我用的被、褥折叠成的背包,提着放有一套对换衣服的布兜,带着仅够去上海的盘缠,告别了年迈的奶奶、保姆泾南和情深意厚的西西哥哥,进城找牟正富同学。为节省开支,我没有坐黄包车(人力车),而是背着背包,提着行李,步行进城的。奶奶、泾南和西西送我到大门口,本来他们三位还想将我送到十里铺街的,到大门口后,我坚决不让他(她)们送,他们才停下脚步,深情地看着我离开了家门。
为什么我要进城找牟正富呢?因他考上了北京矿业学院,他的哥哥在上海开席行,他想先到上海落脚,然后再去北京。我呢?因为我的三哥,1951年震旦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公安部门工作,能够挣钱了,而我因家里经济不宽裕,只带了从十里铺到上海的费用,从上海去北京的盘缠需要三哥支付,也需要到上海落脚。正因为有上述原因,所以我俩约好,结伴去上海,然后再去北京。
当年从黄岩去北京,先得到杭州、上海。去杭州,又得先乘汽车到临海、曹娥,然后再换乘火车。
我背着背包到了牟正富同学家,再和他去东门车站坐上长途汽车,离开了黄岩。
在车上,我深怀留恋的情感,深情地盯着窗外,看着渐渐远去的新建的澄江大桥,看着渐渐远去的开满红色、紫色杜鹃花的黄土岭。此时,离情别绪骤然而生,再见了,亲人们!再见了,母校!再见了,生我、养我的故乡!
八月二十六日,牟正富和我到了杭州,住进湖滨旅馆。湖滨旅馆在西湖东岸,出门穿过马路,就是西湖。
西湖景色真好! 青山绿水互为邻,眼前是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环湖而立的是葱绿可爱的青山。湖和山,我在故乡都见过,但故乡的湖很狭小,不像西湖这么宽阔;故乡的山在田野上,不像西湖的山环湖而立。西湖的水和周边的山搭配得这么巧妙、秀丽。垂柳在湖岸摇曳,游船在湖心游荡,让湖山又多了一份动感。看着眼前美景,我想起故乡赞美杭州的两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活要活在苏、杭”。现在我不就身在杭州了吗?我要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好好看看这“人间天堂”的美景。
牟正富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所以放好行李后,我俩立即走出旅馆,坐上公共汽车(现叫公交车),去观看西湖景色。我俩第一站是“平湖秋月”,观赏后,再步行去孤山,看里西湖的荷花,看林和靖的隐居处,看位于保椒路边动物园里的动物。我俩是 “乡下人刨(bao,初次)进城”(黄岩话),见什么都新奇,都想多看一眼,只因受时间限制,每看一个景点都蜻蜓点水般,看看就走,可对苏小小的墓,我不仅看了,而且还用手摸了摸。原因是当我和牟正富途经西冷桥时,看到桥头有一座六角形的凉亭,亭中有一座坟墓,它的形状倒没有什么特别,只是馒头状坟墓的表面,锃光瓦亮。牟正富告诉我:“听我哥说,这是六朝杭州名妓苏小小的墓,据说摸了它可以交好运,所以游人都爱去摸。摸多了,表面就光了。”听得说,我笑着说:“为了将来能交个好运,咱俩也去摸摸”。牟正富摸后倒没有什么,可我却倒了大霉,摸后不久就发开了高烧。本来,我还想“熬一熬”(黄岩话,勉强支撑),按计划拜谒秋瑾墓、岳飞墓,观看灵隐寺,没想到拜谒了秋瑾墓、岳飞墓后,我混身发热,四肢无力,只好向牟正富说明情况,取消了两人同去灵隐寺的打算,让他一人独往。牟正富走后,我在路边找了一家最便宜的小食摊,化五分钱,吃了碗“阳春面”,即坐公共汽车回湖滨旅馆,倒头躺到床上,睡了整整一个下午。
下午七时许,牟正富回来,叫醒我说:“你发烧,本不该叫醒你,可你晓得(黄岩话,知道的意思),咱俩买去上海的火车票是晚上十点多,如果再让你睡下去,会耽搁去上海的大事,所以只好叫醒你。”我不得不强打精神,立即行动,和他带上行李,坐公共汽车,直奔城站(杭州老火车站名称)。
晚十时许,火车正点出发,驰向上海。
上车后,我还在发烧,也无心看窗外的景色,只趴在车厢桌上继续睡觉。
列车快到上海时,牟正富叫醒了我。我睁开惺忪的睡眼,瞥了一眼窗外,只见夜色中,车厢外灯火辉煌,祖国第一大都会的夜晚就是与众不同!
二十七日凌晨两点,火车停靠车站,天下着雨,牟正富哥哥阿朗来接站,将我俩带到他的住处,进屋后说:“你俩劳累了一天,赶紧睡觉,其它事到天亮再说。”
上午七时,阿朗哥叫醒牟正富和我。起床后,我感觉身体状况比昨天好了些。吃完早饭后,立即给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的三哥写信,告诉他,我已到上海,让他来接我。下午,我和牟正富一起去了趟上海百货公司。进门后,我俩被玻璃柜中种类繁多的糕点、糖果、日用品、化妆品、文化用品、药物……等货物惊呆了。在黄岩, 我俩从没见过这么多商品,在这儿, 不仅商品琳琅满目,让我俩目不暇接,而且对它们中的绝大多数,看都没看过,也叫不出名称。我俩在商店中四处转悠、观看,真正成了上海话中的“白相人”。后来,我又跑了一趟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伊凡·伐佐夫写的《轭下》,这是一本描写保加利亚人民的奴役生活和革命斗争的传奇故事。在故乡,西西哥哥和我都知道这本书,只苦于黄中图书馆没有,想阅读也无处可寻,这会儿看到了,马上买上,留作我来上海的纪念。
二十八日上午, 牟正富又和我去了一趟外滩。这儿的景色也让我开了眼界。黄浦江江面开阔,比黄岩的澄江宽多了。行驰在江中或停泊在江边的轮船也比我在澄江中看到的“小火轮”大得多,高得多!让我大开眼界的还有建筑在江边的房屋。从延安东路,到外白渡桥,整条街上都矗立着风格迥异的高楼大厦。抗战胜利后,爸爸曾带着大姐、猫姐、三哥回故乡,那时我就听他们说“外滩是万国建筑博览馆,在这儿能找到西方各国各种形式的房屋”。固不其然,我在外滩见到的这么多的高楼大厦,它们的建筑风格没有一座是相同的。
回到阿朗哥家后我又发烧了,牟正富劝我上医院。我因带的钱不多,舍不得化,还想“熬一熬”,没想躺了一天,仍然发烧。我只好听从牟正富的劝告,在他陪同下,坐三轮车去上海第二联合医院就诊。诊断结论是:伤风加慢性虐疾,并给了药。我服药后又昏睡了一天。八月三十日,三哥接到信后,立即坐三轮车到牟正富哥哥家,把我接到他家。
三哥家在淮海中路武康路392号,进门有一个小院,临街的花池中种有几棵月季花。三哥家住在四楼,只有一大间卧室, 卧室南有一扇玻璃窗,窗右有一条狭弄堂,可住人,卧室北有一间浴室。厨房在房门外,是公用的。我问三哥,你的住房怎么这么小? 三哥笑着回答,他住的武康路,解放前是外国佬住的,住房条件还算不错的。
我住到三哥家后,继续服药,烧很快退了。退烧后,我打电话邀请牟正富过来玩。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我俩同去“复兴公园”。我选择它的原因是,在黄中上学时,老师只要提到半封建半殖民的旧中国时,总要说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租借地“复兴公园”门口挂一块“狗和中国人不能入内”的牌子,以此侮辱我们中国人。听后,我气愤异常。今天我到了上海,得看看这是个什么样的公园,为什么帝国主义国家要在公园门口挂上这么块侮辱性的牌子?进门看了后,让我大跌眼睛。看前,我把“复兴公园”想像成一个面积很大、风景秀美的公园,没想到进门后,呈现在我俩眼前的是一个面积不大,景色一般,养着一些动物的绿地。观看后,我在当天日记中写:“所谓公园,只不过里面有假山、草地、树木、花草而已“。“这是一个可怜的地方,不值得化一角钱买门票的地方,连我这个乡下人都看不起的地方”。“更可笑的是家猫在这里也当成了珍品!”
观看了“复兴公园”后,我又去了一趟新华书店, 用三哥刚给的零用钱,买了一本苏联斯·阿列夫耶夫写的反特小说《红色保险箱》。买后,即回三哥家。
此时的三哥,已没有乡音,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且已成家。他、三姐(三嫂)和两岁的儿子住在一起。他的儿子叫小驰,长得白白胖胖的,十分逗人。这小家伙好动,老想下地玩,只要保姆把他放到地上,他就在地板上踢一个红、兰色的大皮球,我叫他“运动健将”。在三哥俩上班时,我常逗他玩。
八月三十一日下午,牟正富送来了去北京的十八次硬席快车票,发车时间是九月一日晚九时。
三哥听说我第二天要走,准备买一块手表送给我。我怕开销(黄岩话,即化费)太大,说买块怀表就可以。九月一日中午,三哥向单位请假,专门回了一趟家,带给我一块怀表、一双回力鞋(球鞋)和在旅途中吃的香蕉、梨子等水果。当他听说我带的盘缠不够时,又添加了我所需的旅途费用。回单位前,他深情地说:“你要走,按理我应送你到车站,但我事情多,晚上送不了你,只好在家提前祝你一路顺利。”又嘱咐我到北京后,代他俩问爸爸、猫姐、东东好!
我在三哥家住了将近三天。三哥、三姐每天上午七时半要到单位上班,晚上才回来,我只能在吃完晚饭后和他俩聊天。但因他俩还要继续干白天在单位没有干完的事,所以和我聊的时间也很短。可就在这有限的交流中,我能感到他俩是用行动关心着我的成长,是我敬重的人。
九月一日晚九时火车正点发车。灯火辉煌的上海向后退去,代之而来的是一片月光照射的原野。两夜一天的长途跋涉开始了。
火车离开上海的那天晚上,因我已经康复,没有发烧,人也有了精神,不像离开杭州,去上海的那个晚上,只趴在车上睡觉。离开上海的那天晚上,碰巧有月亮,我坐在硬席车厢的木板凳上,兴趣盎然地瞧着窗外。只见在朦胧月色中,城市的灯光在后退,楼房在后退,行道树在后退,不久眼前就出现模模糊糊的大地。等不想看时,我又从书包中拿出在上海新买的《轭下》、《红色保险箱》翻阅。 看了一会,“瞌睡虫”来了,我放下书本,趴在车厢桌上打盹,蒙胧中,听到列车员报站的声音:“苏州到了”,“无锡到了”,“常州到了”……听到这些在中学地理课时学过的地名时,我会抬头看一眼车窗外,尤其听到“常州”时,我想起这是堂兄伊河和三叔一家在这儿工作的地方,我得好好看看,所以抬头用较长时间看着窗外,但看到的只是和前几个城市差不多的面貌,找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我重又趴回桌子上,列车过南京后,我才扎实地睡去,直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才醒过来。
九月二日,列车进入华北大平原。我坐在车厢里,隔窗远眺,看到窗外景色和故乡有很大差别,感觉最深的有三处:一是地貌不同。在故乡,四周全是高高低低的山,而这儿几乎看不到山,看到的只是一望无际和蓝天相接的绿色原野。原野上种有红薯、花生、大豆、高梁和苞谷等庄稼。看到窗外广袤大平原景色,我顿觉心胸开宽, 心旷神怡,不仅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中学地理课中讲的“平原”的地貌,它挤压着我,让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小得如同“天地之蜉蝣,沧海之一粟”。二是经济和民风不同。经济比较穷困,不如故乡富有, 隔窗经常会见到赤身裸体的孩子在地里干活。而在故乡,天热时, 我们也头戴草帽,光着脊梁干农活,但裤头是要穿的。民风比较淳朴,当列车经过孩子身旁时,他们会放下手中的活,态度和蔼地抬起头, 朝着坐在车厢里的旅客微笑、招手。三是进入河北后,看到了拔地而起的高大烟囱,和周边的厂房。看到工厂了!我指着窗外,对坐在旁边的牟正富兴奋地说:“你看,工厂、工厂!这就是我国要实行工业化的工厂。”故乡黄岩,那时还是个农业经济为主的县,压根就没有见过厂房,现在看到了,当然兴奋!
列车在奔驰,江苏过去了,山东到了。道旁有看不够的新鲜景色,除了吃饭外,我的眼睛从没有离开过车窗。
下午五时许, 吃晚饭的时间到了, 牟正富邀我去餐车就餐。打听价格,七角一份,我暗自吃惊:早餐二角、中餐四角、晚餐七角,一天共化去一元三角钱,而我在黄中住校时,一个月的伙食费也不过四元,火车上的饭菜怎么这么贵?一天就吃掉了黄中十多天的伙食费!可不吃又怎么办?我只能在心中暗暗感叹火车上费用的昂贵!如果不是三哥多给了钱,我是化不起的。
晚八时,火车经过泰安。听到列车广播地名时,我想杜甫在诗歌中讲的“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东岳泰山不就在泰安吗?我得好好看它的雄姿,可惜的是,此时乌云从天边拉起,盖住了月亮,车窗外变得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
列车经过两夜一天的奔驰,快到目的地了。车厢里响起: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和平鸽子满天飞翔,
…………”的歌声。一个女中音用欢快的语调宣布:“旅客同志,人民的列车经两夜一天的行驶,已安全到达目的地——首都北京。旅客同志,请拿好行李,准备下车。同志们,再见!”
听到欢快的乐曲和亲切的告别声,我和牟正富心情激动,心想将近十天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目的地即将到达,我们将要看到首都北京了!
将近十天的旅途,让我这个生长在农村的“乡巴老”,大开眼界,见了世面,外面的世界和十里舖是多么的不同!我即将进入的北京师范大学又将是怎样一副景象呢?!我的心虽在奔腾澎湃,手可没有停,忙着把洗嗽物品和毛巾装进书包。因为带的东西不多,所以不一会就整理好了行李,等待着下车。
二、初进北京师范大学
我和牟正富背着书包,提着行李,随着人流走出前门车站。
在门口,我俩同时看到写有校名的北京各高校迎接新同学的小红旗。那时, 北京高校没有现在这么多,在不多的小红旗中,我俩很快找到写有自已考取学校的校名:“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矿业学院”。两人激动得忘了道别,迅速走到写着各自录取学校校名的小红旗下。
接站的北京师范大学同学告诉我“学校正忙于肃反,没有派校车来,我们雇三轮车送你去学校”。边说边热情地抢过我手中的行李,化八角五分钱替我雇了一辆三轮车。
三轮车走了没多久,我即看见前面有一个大广场(没有现在大,但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很大的),广场北面有一座威严庄重、气势宏大、金碧辉煌的建筑。它分上下两层,上层是雕梁画栋的斗拱式城楼,房顶是金黄色的琉璃瓦,梁枋上雕着金龙彩绘和吉祥图案,下为菱花格扇门。下层为深红色城台,台中有五座券门,中券门最大,在它上方悬挂着巨大的国徽,两边各有一块长方形的标语框,分别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大幅标语。城楼前面,有七座汉白玉建的金水桥。桥南面的东西两侧,各矗立有一座汉白玉华表,顶端蹲着望狮吼,通体云绕龙盘,极富气势。这就是我和西西哥哥在十里舖家中经常在《人民画报》和报纸上看到的天安门,谈起的天安门,响往的天安门!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安门!我坐在三轮车上久久地、深情地看着,直到三轮车驶过城楼,拉着我穿过西长安街,在西单转向北行,经过西单、西四、新街口。过了新街口不久,我见前面有一截城墙被拆去,后来知道这个地方叫“豁口”。出了“豁口”,过了铁路,景色和城内大不一样。城内街道两边,大多是老旧、灰黑色的砖瓦平房,这儿大多是新建的高楼大厦。过了邮电学院、小西天,只见马路西边竖立着一块高大的三角木牌,上书“北京师范大学”七个大字。看到这块木牌,我兴奋异常,到目的地了,经过近十天的奔波,终于到了!
还没等三轮车停稳,在校门迎新的同学边喊“来新同学了!”边围上来亲切地询问:“同学,您那一系的?”我回答:“历史系的!”这时,又听到后边传上一个大嗓门:“我也是历史系的!”真是无巧不成书。听到是同系的,我忙转过头问:“请问尊姓大名。”回答:“朱培民,江苏镇江人。你呐?”我笑着说:“我叫任伊临,浙江黄岩人。”我接着说:“既然是同系的,咱俩一起走吧。”正当我俩准备下车时, 迎新的历史系同学说话了:“二位先别忙着下车,三轮车也别走。您两得先登记,然后再坐回车上。咱系的学生宿舍在新西楼 (后叫西斋西楼),在学校的最西头,离这儿远着哩。”
我俩在迎新同学带领下,到校门口北侧的一座小房间填写登记表,领临时出席证,临时用膳证,又到旁边的历史系服务站报到。办完上述手续,他再领我俩回三轮车,对蹬三轮车的工友说:“麻烦二位将他俩沿着这条路直直向西拉下去,送到宿舍门口。”当他发现拉三轮的工友脸色茫然时,转过头来对我说:“任伊临同学,您好!他没有去过,不认路,我和您坐一起, 便于指路,行吗?”我初来北京,对他讲的“您”字很不习惯,后来才知道,这是对长者和陌生人表示敬意的说法,但当时我不知道这层含义,只知他是对我说的,立刻回答:“行”。
北师大新校区东门(1961年摄)
我们重又坐上三轮车,进了校门。
进门后, 我发现道路虽很宽阔,但路面泥泞,直等到了物理楼南,才出现干净的水泥路面。我问坐在旁边迎新的同学,这是怎么会事?他告诉我,北师大有新、老两个校区。我们现在是在新校区,它正在兴建中,进门这一段路还没有修好,加上昨晚下了一晚雨,所以黄土路面翻了泥浆。这会儿你看到的路面为什么干净了?因为眼前这段路已修好了。说着,他指着前方告诉我,从这儿开始往西,直到你们住的宿舍前的道路,都已建好,路面都是干干净净的。说后又向我介绍新校区建设的情况。他说,目前新校区的教学楼已建好两栋,一栋是数学楼,一栋是物理楼。住宅楼也建好了两个区,一个是教师住的东斋,一个是学生住的西斋。东斋有四栋,围成一个四合院,其中有一栋是临时行政楼。西斋有两栋,分别是西斋南楼和西斋西楼。在东斋和西斋之间,还有三个饭厅, 教师用餐的叫东饭厅,学生用餐的叫西饭厅和北饭厅。他边说边指给我看。给我的感觉是,北师大虽在兴建中,但比黄岩中学不知大那儿去了,而且我看到的物理楼、西饭厅和北饭厅也比黄岩中学所有的楼房宏伟、高大、漂亮,道路也比黄岩中学的宽敞。大学、大学,就是大大的学校!正当我坐在三轮车上暗自感叹北师大新校区的宏伟时,坐在我旁边的迎新同学又说话了,他说:“西斋西楼到了。”我从暇想中回过神来,抬头看,眼前是一座呈“凹”字形的楼, “凹”字的底部朝西,共四层,“凹”字形中间是刚栽上树木的大院。蹬三轮的工友听说目的地到了,即停了下来。迎新的同学帮我和朱培民拿下行李,向三轮车工友道谢后, 领我俩到住的房间——二楼245号宿舍。
我和朱培民进了宿舍,见房间两边各放着两张一字排开、上下叠铺的双人床,靠窗的两张双人床之间放着一张可供八人用的书桌,进门处的墙壁旁还放有一个书架,房间比黄岩中学的学生宿舍紧凑,设备也齐全。我心中又一次感叹,大学就是比中学强。这时原已住在宿舍里的二位同学,见进来两位新同学,忙站起来打招呼,并相互介绍。经介绍我知道他俩一个叫黎虎、一个叫李启民,黎虎来自广东,李启民来自河北保定。没想到我们这四人,开学不久都成了同一年级三个班的班干部。李启民是史一(二)班的党支部委员,朱培民、我、黎虎,分别是史一(一)、史一(二)、史一(三)班的学习班长。
第二天又住进了三人,他们是江苏的胡焕清、萧淮中和河南的樊晓霖。来自五湖四海的七人很快就熟识了,平时,我们尽量讲普通话,开玩笑时,各讲各的家乡方言。我们戏称为“方言展览会”。这七人中我的普通话最差,方言最重,用黄岩话说是“洋夹土”,所以同房同学问我“学过普通话没有?”我老老实实回答:“没有,我只在小学学过音标。”
刚入住的几天,学校还没有正式开学,我们宿舍里的七位同学除了参加老同学组织的活动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 在校园里四处走动,询问学校基本情况。
我们先在宿舍楼里走动,看到了厕所、洗澡间、盥洗室,所有房间都安装有暖气,生活设施齐全。我们了解到北师大有两个校区,正如初入校门时,迎新的同学所说,一个是北校区,也就是老校区,在和平区门外,解放前叫“辅仁大学”,目前是校本部所在地,另一个就是我们学习、生活的新校区。北师大还有三、四所附中,在新校区东边、和新校区仅一路之隔的四十六中,就是其中的一座。新校区有一千多亩,正在兴建中。我们看到北师大新校区的基本情况是:除了前几天进门时看到的建筑群外,在西斋西楼东北面有一条水泥马路,路北有一溜平房,是小买部, 跨过小买部南的水泥马路到西饭厅之间,长有一片枣树,取名为“枣树林”。从小买部南往东,到数学大楼之间有一条水泥马路,两边种有白杨树,路的北面是宽阔的操场, 操场东面是排球场, 排球场东边有一个名叫“绿园”的花园。“绿园”呈数学字的“7”字形, “7”字的尾部南北走向,南面有一座人工堆起的土山,上面种有绿树,顶端建有一座小亭, “7”字的首部东西走向,里面是绿树成荫的树林,树林西有一口人工挖的小水池,池边放有几张条凳。操场和“绿园”北面有一大片叫“生物园”的菜地。“绿园”北边还有一大片叫“公主坟”的柏树树林,它已不是北师大的校区。北师大新校区的地理位置是:位于“豁口”北面的“北太平庄”,它的西、北两侧是成片的柏树林,枣树丛和麦地,有一次我们在教室上课,居然有一只小白兔从开着的后门跑进来,堂而皇之穿过教室,从前门窜了出去,引得教室里一阵骚动。这情景说明北师大新校区草创阶段有些荒凉。我们还听说,在数学楼东边正在建文史楼,建好以后,中文系和我们历史系将在这栋楼内上课。文史楼南、物理楼东要建教育楼, 建好以后,教育系、俄语系将在这栋楼内上课。这两栋楼都将在年底建成,在没有建成前,我们历史系要先在数学楼内暂时上一段时间课。
除了了解北师大校区的大小和建设情况外,我们还了解到学校的其它情况。北师大的校长是全国知名的历史学家陈垣,他是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1年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北师大有政治教育系、教育系、中文系、俄语系、历史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理系、音乐系、制图系等十二个系,全校藏书九十多万册。在校图书馆没有建成前,有一部分图书、报刊暂时存放在数学楼和物理楼的三楼。我们历史系一年级开有七门课,四门主课, 三门辅课。四门主课分别是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马列主义基础、心理学, 三门辅课是俄语、中国历史要藉介绍及选读、中国文学简史。没有课本,上课全部要记笔记。
我们还了解到系里有不同层次的组织机构。系的组织有:系党总支、系主任,系办公室。年级的组织有年级党支部。班的组织有,团支部,学习班长、生活班长、班主席和几名干事。历史系每个年级各有三个班,一个班三十人左右。学校的作息时间是,早六时起床,晚十点二十就寝,中午两个小时午睡。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不上课时,就改为自节),晚上两节自节。上课是两节连排,一个上午上两门课。上课的教室不固定,专业课是三个班同在一个大教室上,辅课和课堂讨论则分别在小教室进行。
北师大的培养目标是人民教师,其中大部分为中学教师,也有一部分是大学教师。
北师大目前有五千多名学生。全校性学生活动不多,基本以系为单位搞活动,有“隔系如隔山”的说法。话虽这么说,但全校团结得像一个整体。大家都为人民教师这一光荣称号而兴奋、鼓舞。
北师大是师范院校,不仅不交学费,而且不缴伙食费,这对我这个毕业于县城中学,生活在农村的孩子,是件好事,因为我知道奶奶、保姆泾南和西西还在农村,仅靠几亩薄田和为数不多买橘子的钱生活,本来就很艰辛,如果要缴学费、伙食费,会雪上加霜,增加家庭负担,现在好了,我用不着他(她)们三人为我上学的费用操心了。此时,我不竟想起两个多月前,我在故乡橘园西边刚拿上大学录取通知书时,西西哥哥鼓励我的话,“考上大学是好事, 毕业后还能工作、挣钱,快打起精神,高兴起来!”是的,北师大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我一定要努力学习,用功读书,用行动报答国家和人民对我的关心,也让奶奶、泾南和西西哥哥安心。
三、高年级同学领我们逛北海公园、颐和园
我到北师大的第二天,第三天,历史系二年级、四年级的同学先后带领着我们这些新入学的同学,游览北海公园和颐和园。
九月四日下午,历史系二年级同学邀请我们去北海。
进北海公园前,史(二)同学先领我们去校本部。校本部在和平门外定阜大街。据他们介绍,校本部所在地以前是辅仁大学的校址。
1955年北师大校本部(原辅仁大学)
当年,辅仁大学和清华、北大、燕京并称为北平四大名校,1952年,全国大学的院系调整,将它的一部分并入北大,其余全都合并到北京师范大学。我们进去看了看,感觉它的校区没有新校区大,但建设得很紧凑、很美。
出了校本部,史(二)同学又领我们穿街走巷,走进北海公园北门。进门后,呈现眼前的是一个由栏杆围绕的湖面。湖边杨柳依依,湖面碧波荡漾,小船在湖中游曳,好一派悠闲美丽的风光。
站在湖边,史(二)同学指着风光迤俪的湖面说:“你们看见的这片水域,就是北海。”接下来,他们介绍了北海公园的历史。他们说,北海公园从辽代开始建设,据说源于古老的神话,说我国东海海面上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山上长有长生不老药。秦始皇、汉武帝都曾派人去寻找,却没有找到。汉武帝只好根据传说,在长安北面挖了一个大水池,取名太液池,在池中堆起三座假山,分别命名蓬莱、瀛洲、方丈。从此,历代帝王都喜欢仿效这种形式来建造皇家宫苑。北海也是采取这种形式建造,历经了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逐步完善,才形成今天的格局。介绍了北海公园建园史后,史(二)同学又对我们介绍北海公园的构造,说北海公园以北海为中心,分为“北岸景区”“东岸景区”“琼岛景区”和“团城景区”四大区域。他们站在湖边,指着北海的南面说:“你们看,北海的东南角就是‘团城景区’,紧挨着它的是‘琼岛景区’。琼岛景区北面有一座桥,过桥就是‘东岸景区’。我们站的地方是‘北岸景区’。‘北岸景区’有小西天,静心斋,五龙亭,九龙壁。今天下午,因为咱们去北校区参观,化了时间,所以留下的时间不多了,不可能把这四个区都游览到。我们的计划是,在北岸景区走一走,在湖中划划船就行”。我边听边想,还是跟着学历史的好,一进门就向我们讲述北海公园的历史和景区,不像十天前,我和牟正富游杭州西湖,没人讲解带路,瞎闯。
史(二)同学讲解后说:“先去九龙壁吧”。我们跟着他们,沿着湖岸向西走去,不一会儿,我眼前一亮,只见前面树荫下,有一座琉璃瓦镶嵌的彩色影壁。走近了才看清楚,影壁很长,大约三十米左右,影壁前后两边都缠绕着龙,整座影壁背景为蓝色和绿色的云水,云水之间镶嵌着九条红、黄、蓝、白、紫、青、绿等色彩各异的龙。正中是一条黄色的龙,瞠目张颔,威武雄伟。左右侧各有两条白色和蓝色的龙,最外面为黄色和紫色的龙。这九条龙,伸着爪,张着嘴,瞪着眼,神态各异,像活的一样。九龙壁整体气势磅礴,色彩鲜明,庄严端庄,堪称奇观。把我这个从乡下来的人,看得目瞪口呆。
看完九龙壁,史(二)同学又将我们带到五龙亭。
五龙亭由五座方形的凉亭组成,它们错落有致地建在北海湖水中,五座凉亭间全由桥与白玉石栏杆相连,呈英语字母的S形,如同巨龙伸入水中,所以叫龙亭。走进五龙亭,我仔细观察,见亭子形状呈方形,亭顶为双层重檐攒尖顶,上面覆盖着黄色和绿色琉璃瓦,亭柱子涂有红油漆。这五座亭子中,中间一座最大,亭顶上圆下方。我问史(二)同学:“中间这座凉亭为什么建造的形式和其它四座不一样?”他回答:“这座亭子叫龙泽亭,上圆下方的亭顶,寓意为‘天圆地方’,象征着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这个凉亭是专给皇帝休息所用。”这时我想,北京这个皇帝居住的地方,和全国其他地方不一样,什么都要考虑皇帝专用。
同学有的坐在五龙亭长条凳上,有的站在亭子中闲聊。我则站在五龙亭下,面对北海广阔的湖面,欣赏公园的风景。此时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惬意极了。
休息了一会儿,太阳已经偏西。史(二)同学分给专为我们准备的晚餐:一人两个白面馍、两个鸡蛋、一小段香肠、几块榨菜。等我们吃完后,又分给我们一人半个苹果,半个梨子。考虑得正周到。
吃完晚饭,史(二)同学又为我们租了游艇。坐上游艇后,我发挥南方“水鸭子”的特性,划动双桨,准备带着同船同学在北海水面尽兴地转一圈。扫兴的是,划了不大一会儿,天空阴沉下来,还掉起了雨点。天变了,没办法继续玩下去,史(二)同学只好带着我们回到了学校。
九月五日,我到北师大的第三天,史(四)老大哥,又带我们游览颐和园。
五日上午吃过早饭,我们跟着史(四)老大哥在北太平庄坐上公共汽车,向北行驶,过学院路,半小时后,来到颐和园大门口。门口有一个广场,中间有块开着红花、黄花的花坛。广场北面,有座宏伟高大的园门,两边蹲着两尊高大的铜狮,门扇上涂着红油漆,钉有一排排黄色铜钉。史(四)老大哥指着大门说:“颐和园的门有三扇,中间的大,两边的小。中间这扇大门是正门,当年专供皇帝走的,今天人民当家作主了,谁都可以走。”听得说,我们嘻嘻哈哈笑着说:“今天我们也当一会儿皇帝,从正门进去吧”。
进门时,史(四)老大哥也和昨天史(二)同学一样,扼要地向我们讲述颐和园建园的历史。颐和园建于金贞元元年 (1153年),当时起名为“金山行宫”。明弘治七年(1494年)在院中修建了园静寺,建成“好山园”。清廷定都北京,将“好山园”更名为“瓮山行宫”。清乾隆年间,用十五年改扩建“瓮山行宫”,更名为“清漪圆”。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烧了园内大部分建筑。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三千万两白银,在“清漪圆”的废墟上兴建起 “颐和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颐和园”又遭到八国联军的野蛮破坏,慈禧回来后,再次动用巨款重新修复。颐和园经过外国侵略者两次破坏的残痕,现在仍然可以看到。说到这儿,史(四)老大哥带着悲愤的语调说:“历史证明,弱国要挨打,要不挨打,必须使国家富强。同学们,我们要努力学习,用行动结束过去积贫积弱的历史,让我们国家变成一个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富强国家”。我们边听着史(四)老大哥的介绍,边跟着他们走进院门。
史(四)老大哥把我们带到仁寿殿,先站在院子里向我们介绍颐和园的总体构成。告诉我们,颐和园可分为政治、生活、游览三个活动区。政治活动区,以仁寿段为中心,是过去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办理朝事、会见朝臣、使节的地方。生活区,以玉澜堂、宜芸馆、乐寿堂为主体,是慈禧、光绪及后妃居住之地。游览区以万寿山前山、后山、后湖、昆明湖为主体,是全园的主要组成部分。介绍以后,史(四)老大哥请来一位女讲解员,领着我们参观政治活动区和生活区。
女讲解员先把我们带进仁寿殿,在院子里,我看见一只蹲在石须弥座上的铜铸异兽,龙头、狮尾、鹿角、牛蹄、遍体披着鳞甲。女讲解员告诉我们:“这是传说中的瑞兽麒麟”。接下来,把我们带进仁寿殿。只见殿里富丽堂皇,摆着种类繁多、叫不出名字的花瓶,塑像、大钟、刺绣……等摆设,看得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时女讲解员让我们站在仁寿殿中的宝座前面,开始介绍说:“仁寿殿是慈禧太后夏季避暑时的摄政大殿。你们正前方四根红柱正中,放着黄缎椅垫的宝座,是当年西太后坐的。宝座两边用孔雀毛做的掌扇是装饰品。宝座四周的鼎式香炉 ,是皇家建筑的特征之一,体现皇权,象征威严。每遇大朝,炉内点燃檀香和藏香,青烟缭绕,香气袭人。宝座周边的八个白鹤灯台,和挂在上方和灯台对称的多彩琉璃吊灯,是为照明和显示西太后威严用的。你们看见宝座周围和大殿里的全部装饰品,都是让西太后休息时欣赏、把玩的。我要告诉你们,仁寿殿除了贴身太监,任何人不准进来。可现在,我们这些老百姓都可以进来参观。真叫新旧社会两重天。”听完讲女解员讲解,我们在仁寿殿各处走动,参观放在里面的各种国宝级文物。等我们参观结束,女解员又把我们带到玉澜堂。
玉澜堂是座三合院,坐北朝南的正殿叫玉澜堂,在它左右两边的东、西配殿分别叫霞芬室、藕香榭。殿屋前有个院子,种有长着墨绿色、椭圆形叶子的广玉兰和其它花草树木。女解员站在院子里,对我们说:“玉澜堂在乾隆时是皇帝的书房,嘉庆皇帝曾在这里办公、用膳、召见大臣。‘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囚禁在这儿。为防止光绪与外界接触,曾砌了多道墙壁,今天虽大部分拆除,但仍能见到痕迹。”她介绍后,带着我们进殿参观。我们边参观边听她介绍,她告诉我们。这里边的宝座、御案,御案后屏风,和香几均为深色紫檀木和浅色沉香木制成,价格昂贵,极其珍贵。我想,皇帝就是比老百姓高贵,哪怕是囚禁房间里用的家具,不要说我在十里铺没有见过,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参观结束,女解员客气的和我们挥手告别,我们由史(四)老大哥带着我们去颐和园游览区游览。我们先去长廊,长廊在万寿山南麓和昆明湖北岸之间。我们走在临山面湖的长廊中,只见北面的万寿山,树木茂盛,林茂叶青,景色幽雅;南边的昆明湖,湖宽水绿,碧波荡漾,景色宜人。走在其间,让人心旷神怡。史(四)老大哥告诉我们,长廊东起邀月门,西至石丈亭,全长七百多米,二百多间。长廊还是一条画廊,廊间的每根枋梁上都绘有彩画,据说有一万四千多幅。我抬头看,果然见枋梁上画有很多山水、花鸟图画,其中还有不少以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为内容的图画。画面色彩鲜明,画技高超,让我这个喜欢画的人叹为观止。史(四)老大哥还和我们说了有关长廊的两件事。一件是长廊中描绘江南风景的画,为什么画得这么逼真,这么好?据说是慈禧太后,专门派人去杭州和江南一带,学了一年多,学成后回来画的,所以有人把长廊叫做“画廊” 。一件是长廊的用处。说到这,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长廊除了给慈禧太后游山玩水时,挡风避雨外,听说还有一个用处,是让慈禧太后学自行车的时候用。她骑上去后,只要车身一歪,即可用手扶住廊柱,以防摔倒。不知道哪位同学冒出一句:“请问,那时候已经有自行车了吗?”听得我们哈哈大笑。
走出长廊后,史(四)老大哥又将我们带上万寿山佛香阁。我们依山而上,登上石阶,眼前出现一座八面、三层、四重檐的建筑物。我看看有点面熟,想起来了,有点像十天以前在杭州钱塘江旁边看见的六和塔。我问史(四)老大哥是否这样?旁边的一个同学替他们回答:“刚才参观长廊时,他们不是说过,慈禧太后专门派人去杭州学画画,当然也学了建造六和塔的方法。”我仔细看,佛香阁兴建在二十米的石造台基上,高约四十多米,内有八根铁梨木大柱,直贯顶部。阁内供奉着一尊遛金的大佛像。史(四)老大哥对我们说:“慈禧太后很迷信,在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到这儿烧香拜佛。”
参观完佛香阁后,我们又往上去“智慧海”。史(四)老大哥告诉我们:“‘智慧海’的内部结构全部用纵横交错的拱券支撑顶部, 不用枋梁承重,所以也叫‘无梁殿’。正因为‘智慧海’里没有木料,得以逃过英法联军的大火,但却没有躲过他们的破坏,殿中佛像和殿外墙壁上千余尊小佛像都被他们抢走,没有抢走的,也破坏了好多。大家参观完后,到外边看看。殿外墙上有许多尊彩塑佛像的头都没了,就是他们干的‘好事’。”我们走出来“智慧海”观看,确实看见墙壁下半部分的佛像头部都砸坏了。谁文明,谁野蛮?事实是最好的说明。
在佛香阁上还有一个收获,我们居高临下,远眺昆明湖。只见碧空蓝天如洗,白云轻飘。湖面上水波粼粼,湖水荡漾。有不少游船在湖水中悠闲地划动。我们还看见昆明湖南北两岸,垂柳依依,柳条飘动。看见横亘在湖中的十七孔桥,点缀湖中的三个小岛和建筑在桥南端的“知春亭”、“铜牛”。
从佛香阁下来,已经是中午时分,史(四)老大哥让我们在长廊中,边欣赏湖光山色,边吃着早晨从学校餐厅领来的午餐。稍事休息以后,再去“画舫”游览 。
“画舫”位于万寿山西麓岸边,舫体长36米,用巨大的石块雕砌而成。我们走到“画舫”时。史(四)老大哥告诉我们。“画舫”的顶部用砖雕装饰,舫体两层舱楼都是用木头建造,只是用油漆把它涂饰成大理石一样的花纹,所以从外观看,好像是大理石造的。英法联军入侵时,舫上的中式舱楼被焚毁。光绪十九年(1893年),慈禧太后重建时,仿翔凤火轮模样,把它改装成西洋式楼阁模样,并在船体两侧按上彩色玻璃窗和两个机轮,船体突出四个水龙头,每当大雨,楼顶雨水从四角的空心柱流下,由龙口吐出,景色十分壮观。
我们走进“画舫”,看见舫体柱子上有的地方的油漆已经剥落,露出了木头的纹路,证明史(四)老大哥讲的没有错。我和同学们,在“画舫”上下参观、走动。回忆今天一天看到美丽宏伟的古建筑,深感祖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伟大。
游览“画舫”后,太阳已经偏西。史(四)老大哥用遗憾的口气对我们说,颐和园很大,咱们今天游览的只是其中的主要部分,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游到。仅以游览区为例,咱们只游了万寿山的前山,观看了昆明湖,它的后山、后湖、苏州河、苏州街,和颇具江南园林景色的谐趣园……这些地方都应当去而没有去,如果今天去了,玩得太晚、太累,会影响你们明天办入学手续。反正你们在咱学校还得学习四年,时间长着,想再来玩,有的是时间。
我们带着遗憾,跟随着史(四)老大哥,乘公共汽车,回北京师范大学。
回来我想,别看这两天我们都在玩,但我觉得很有收获。感到我们祖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劳动人民的伟大;感到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能接触到这么多宝贵的感性认识,更增加了我爱国情怀,证明暑假期间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思想是错误的,西西哥哥对我的鼓励,是正确的。今天参观颐和园,不管走到哪个景点,都能听到史(四)老大哥和讲解员对我们讲述帝国主义侵略的行径,要想我们国家强大,不再受帝国主义洋大人的侵略行径,我们必须得好好学习,让我们的祖国变得富强。
四、见到了爸爸和猫姐
安顿好入学生活后,我准备去看望住在北京的爸爸和猫姐、东东。这不仅是离开故乡前,奶奶,泾南和西西哥哥的嘱托,经过上海时三哥的托咐,也是我的愿望。但我只知道通讯地址,不知道他们住房的具体方位和行走的路线,所以临行前,我先向老同学打听西四石老娘胡同受壁胡同十六号在那儿?应当乘坐几路公共汽车去?
了解清楚后,我于9月3日和4日去了两趟,接着又在15日去了第三趟。
9月3日下午,我利用到前门车站取行李的机会,顺便去了趟父亲的住处。根据老同学的指点,我先到校门口马路右边的14路公共汽车站上车,到平安里下车,再往南走,走不多远,在街道右边找到了石老娘胡同。我走进胡同,只见两边全是灰黑色的砖瓦平房,就挨个儿找门牌号码,不久,在路南找到了16号。号牌下是一扇黑色木板门,门的两边各有一个长方形石墩,上面蹲有黑色的小石狮子。我敲开门,打听爸爸的住处。
开门的人告诉我,顺着门里这条东西向的夹道往东走,看见一棵枣树后向南拐,看到自来水龙头后,再拐向西,穿过一个大院,里面有一个小侧院,就是您父亲的住处。
爸爸和貓姐在上世纪80年代的相片
别看这个院子不大,走起来还挺复杂。我按开门人的指点, 找到了爸爸的住处。爸爸住房的面积不大,在一个老式四合院的右侧院。住房坐北朝南,有一大、两小,共三间,其中进门的一小间是厨房兼浴室,三间房间全安装着玻璃窗。住房前有一个独立小院,用木头框架和外院隔开。院子西北角种有一棵桃树,东北角有爸爸亲手开出的一个花池,种着月季花。院子虽然复杂,但只住有三户人家,一家住在夹道南面的房子里,有四口人。一家住在大院南面的正房子里,有三口人。另一家就是我爸爸住的地方。院子里人气不旺,显得很幽静。
我跨进小侧院的木头门框时,用黄岩话喊了一声“爸爸!”只听得房子里猫姐的声音:“可能是伊临来了。”因为,事先我己经写信告诉他们,我要来看望,所以猫姐才对爸爸这样说。只听房子里回答了一声:“进来吧。”我推开房门,见爸爸和猫姐坐在桌子旁边冲我笑了笑。进门后,又听猫姐对爸爸说:“哟,当年的小人(黄岩话,即小孩),竟成了后生头(黄岩话,即小伙子)了”爸爸回答:“可不是,如果在街上碰见,我肯定认不出来。”我也仔细地端详他俩,只见爸爸长方脸,戴着个眼镜;猫姐圆圆的脸,他俩模样虽然变化不大,却显得老相了。因为留在我的记忆中的他俩,还是抗战胜利那年回老家的模样,而这次见面,和上一次相见,中间整整隔了十年。那年,我只有七岁,爸爸是51岁,猫姐是23岁。而今,我已经17岁,爸爸是61岁,二姐是33岁。岁月的年轮,让我们双方都变了模样。
他俩见到我很高兴,等我坐下后和我聊天,先问奶奶,泾南和西西的情况,又问家乡的变化,土改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聊了几句后,我对爸爸和二姐说:“今天我来只是向二位报个到,坐会儿就走。”爸爸问:“为什么不多坐会儿?”我回答:“今天我出来的目的是到前门车站取行李,顺便来认认门。等取回行李后,明天上午我再来。”说完后,我站起来准备出门。他俩见我执意要走,也不挽留,忙站起来,送我到公共汽车站,并嘱咐我:“到前门取行李要仔细一点,路上可得注意安全。”当时我想,我从十里铺到北京,几千里地都过来了,到前门车站,就这么一点路,还要反反复复地交代,太啰嗦了。想虽然这么想,但嘴里没有说,只是点头说:“知道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又去了一趟爸爸的住处。去的时候,我把昨天从行李中取出来的奶奶,泾南和西西送给爸爸和猫姐的礼物——家乡自制的土特产:笋干、萝卜丝、笋豆等交给他俩。并说:“奶奶、泾南和西西说这些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是想让你俩尝尝家乡货而已。”爸爸笑着说:“什么好东西不好东西,只要是老家的都是好东西,而且还是你千里迢迢带来的。你替我写封信给他们,转达我和猫的谢意。”这一次,坐的时间比较长,还在家里吃了一顿午饭。吃饭的时候还闹了个笑话。午饭是猫姐做的,她做了一盆肉丝炒青菜,一盆荷包蛋和一碗豌豆汤。吃饭的时候,猫姐给我盛了一小碗米饭。我看见后嚷嚷说:“给我这么一点,吃不饱。”爸爸听后笑了,问我:“你在老家吃多少?”我用手比划一下:“两大海碗”。猫姐用黄岩话说:“你在屋里(家里)吃得素,油少,饭量大。这儿,油多肉多,油水大,就不会吃两大海碗了。”她还说:“你多吃点菜吧”。说话间,替我挟了一筷子菜放到饭碗里。我将信将疑地大口吃菜, 大口吃饭,没想吃了两小碗饭,果然饱了。这时我禁不住想起前几天在牟正富哥哥阿朗家吃午饭的情况,那时桌子上也摆了一桌子菜,也是用小碗给我盛饭。阿朗哥陪我吃饭的时候,也是使劲往我碗里夹菜,因为那时我是客人,不敢多言,这会儿在爸爸跟前,我当然敢说了。吃饭时爸爸问我:“能不能在家里住几天?”我回答:“吃了饭我还得回去,因为下午学校有活动。”说话间我想起了东东哥哥,就问爸爸:“东东在哪?怎么来了两趟都没有看见?”爸爸告诉我:“他在北京市第八中学教语文,住集体宿舍。这会儿也忙着开学,没有回来。等得空的时候,我让他回趟家,叫你兄弟俩见个面。”说完后,爸爸又问起我的学费和伙食费。我回答:“学校说师范大学不交学费,也不交伙食费。我们的伙食标准每个月12元5角。”爸爸又问:“平时的零用钱呢?”我说没有。爸爸想了想说:“从刚才你告诉我老家的情况来看,奶奶他们是没有钱的。你的生活费由我支付,每个五元够了吗?”那会儿五块钱,对我说是个不小的数字,因为黄中的伙食费一个月才四块钱,现在爸爸给我五元钱,当然够了。我立即高兴地说:“够了。”从这以后一直到毕业,爸爸每个月都给我五元钱。
当年北京的交通卡
吃完午饭,爸爸想让我多呆一会儿。我告诉他,下午二年级的同学,要带着我们去北海,他只好作罢。
送我出门时,爸爸问:“什么时候有空,再来一趟家?”我回答:“估计十二日学校有空,如真的这样,我会回来的。”
9月12号,我如约赴家。爸爸听说今天我可以呆的时间长,又问我:“想不想出去玩玩?”我回答:“想。”爸爸接着又问:“这几天,你和同学都去了哪些地方?”我说:“北海公园,颐和园。”爸爸说:“那今天咱俩去一趟中山公园。”
我和爸爸坐公共汽车到长安街,从南门进入中山公园。我俩走过门厅,
穿过彩绘长廊,看到前面矗立着一座蓝琉璃瓦顶的汉白玉石坊,上题有郭沫若写的“保卫和平”四个大字。石坊的北边,铺有像地
毯一样的各种鲜花,再放眼北望,那儿有一大片古柏。爸爸告诉我,这些柏树,大多明朝栽种,其中有七株挺拔参天,要三四个人合抱,据说是辽代种的,离今天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爸爸见我对花、木都不大感兴趣,对我说:“你看到那边哪些大水缸了吗?里面养着各种各样的金鱼,你感兴趣的话,先到那边看看,我有点累,要到长廊里歇会儿。”听爸爸说累了,我忙让他去休息,即独自一人跑到放到鱼缸的地方。只见每个鱼缸的口都很大,两边雕有龙头,鱼缸不算太高,最高的也只到我的脖子。观赏金鱼前,我先看旁边的说明,上面写着这里养有27种金鱼,绝大多数都是极品。阅读完说明,我即挨个儿观赏,只见缸里的金鱼,每一条都是大大、胖胖、奇形怪状的。我先看一种尾鳍舒展如蝴蝶的蝶尾金鱼,接下来又看了一种头部长有发达、细腻、晶莹剔透肉瘤的虎头鱼,头部宽大、眼睛凸出,收紧鳃盖、腹部微凸的龙睛金鱼,躯体短壮,肉瘤厚实,呈条块状,腹部凸出,臀鳍成双隐藏于尾鳍下,眼与嘴都陷入肉瘤内的狮子头金鱼……这些金鱼有些通体一种颜色,有些红白相间,有些三种颜色,有些五种颜色,看得我眼花缭乱。看时我想起在十里铺老家於家后门养在水缸里的金鱼,他家的金鱼小小的,品种也单一,根本没法和中山公园养的金鱼相比。中山公园的金鱼,悠闲地在水缸里游荡着,有时也会翻几个跟头,婀娜多姿,令人喜欢。我看了五、六种金鱼后,怕爸爸坐着等的时间长了,就回到了长廊。
爸爸等我回来后,又领着我到各处游览。我俩先走到荷花池,可惜荷花已经凋谢,荷叶已经败落。我俩又走到水榭对面的华枫堂,这里正在举办苏联红军解放朝鲜十周年的画片展览。我进去浏览了一下,里边说苏联红军的不多,大多说的是中朝友谊和朝鲜劳动党、金日成元帅的英明正确。出来后,我和爸爸边走边聊。爸爸先告诉我,五十年代初他回国后,将近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干事,只在家里吃闲饭,后来原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的参赞徐公肃来家,邀他为外交学会翻译文章,并按字付酬。从这以后,他和猫姐开始搞文字翻译工作,才有了收入。
我听后问,姆妈1952年离开十里铺去杭州,你有收入后,为什么不把她叫到北京来?他岔开了话题,没有做正面回答。
我俩在中山公园,玩到十一时,回家吃午饭。从这以后,我经常抽空回家。
五、开学典礼
正式上课前,除史二、史四老同学带我们游北海、颐和园,让我们了解北京,熟悉首都外,还有一系列活动。
九月六日,历史系让我们办入学手续,地点是在数学楼一楼的一间教室里。我走进教室,先阅读贴在墙上的《办入学手续的通知》,再观察教室里的情况。只见一圈桌子围摆在教室四周,每张桌子上都放有纸牌,上面按《入学手续通知》表上的内容,写有办事的名称:“填报名表处”、“领学生证处”、“ 领记分册处”……我根据《入学手续通知》表上的顺序,填写了“报名表”,领取了“学生证”、“记分册”、“公费医疗证”、“借书证”。所有证件都用布面精装,这些证件的式样、颜色我记不起来了,只有“记分册”还保存着,它是在蓝色布面的封皮上烫印有银色的“北京师范大学记分册”几个字,“北京师范大学”几个字比较小,印在封面的上方,“记分册”几个字是美术体,比较大,印在封面的正中。办完上述手续,领到这一摞证件后,入学手续才算正式办完。
办完上述手续,走出数学楼时,我头脑里突然冒出六年前在黄中办入学手续的情景。那时,我只是一个十一岁的少年,跟在华姐、小哥哥西西后面,是他俩挤进人群为我办入学手续的,而今天是我一个人独立办的,我长大了,成了一名大学生了……
九月九日晚,校学生会在绿园西边的排球场举行舞会。晚饭后,舞场南面行道树——白杨树干上拉了一条横幅,上书 “为教师这一光荣的职业而舞蹈”,下面悬挂着五个红色宫灯,靠近舞场的绿园树丛中也挂上了五颜六色的小灯泡。七时,舞场的高音喇叭上响起了乐声。
因为我们刚入学不久,还没有分班,所以各种活动都以宿舍为单位参加。我们245号宿舍里的七位同学吃过晚饭后,一起走向舞场。我在黄中也跳过舞,但那时,同一个班的同学集中一起,手拉手在操场上围成一圈,边唱边跳,舞场上没有任何装饰。而这会儿,舞场中彩灯高悬,灯光摇曳,乐声悠扬,气氛热烈,对我说还是生平第一次,我被这种欢乐气氛感染,兴奋异常。
我们走进舞场,只听舞场上空的扩音器中响起一个高亢的声音:“同学们,热烈欢迎你们参加校学生会组织的这场舞会。同学们,跳起来吧!为我们能加入人民教师的行列而狂欢吧!”听到讲话,我明白了,这场舞会不仅仅为了娱乐,而是寓教于乐,是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的一种形式。
话音刚落,扩音器中立即响起欢快的集体舞舞曲:
3111432|2171255|1324……
随着舞曲,同学们踩着节拍,跳了起来。小操场上顿时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我熟识这是苏联的集体舞曲,在黄中跳过。我、同宿舍的同学和舞场中的同学融为一体, 立即踩着舞曲的节拍,手舞足蹈,尽情地跳了起来。舞场上方闪烁着彩灯,空中响着乐曲, 里面是翩翩起舞的人群,偌大的舞场既变得狭小,又充满了欢乐。正当我尽情地欢跳时,乐曲变了,由集体舞曲变换成交谊舞曲。我这个来自县城中学的“乡巴佬”,没有学过交谊舞,只好转过头来对来自江苏和广东的室友们说:“我没学过,不会跳,我玩有奖游戏去。”
我挤出人群,向有奖游戏场走去。还没走几步,猛听见一声熟悉的乡音喊我的名字,我愣了一下,“这儿怎么有认识我的黄岩人?”回头一看,是管敏义,他原来是黄中学生会干部,比我高两届,因工作关系,那时就认识,没想到他也考到北京师范大学了。他乡遇故人,倍感亲切。他向我了解黄中这几年变化的情况,我询问他北师大的情况。我俩越谈越热呼,谈兴正浓时,看到五盏孔明灯升上舞场。我不知原因,来北师大已三年的管敏义告诉我, 舞会马上结束,演出马上开始。听得说,我怕同宿舍的同学到有奖游戏场找我,忙向管敏义告别,回舞场,找到他们一同去看演出。演出的形式有相声、歌舞、童话剧,直到半夜十二时才结束。
我们在热烈又欢乐的气氛中,度过了今天的晚上。我深感大学和中学的差异。
十三日,下午两点半,历史系和政教系联手在西饭厅召开迎新会。在此以前,历史系一年级进行了分班,全年级90人,分成三个班,我们245号宿舍的七位同学分别分到三个班, 朱培民分到(一)班,李启民、胡焕清、萧淮中和我分到(二)班,黎虎分到(三)班,樊晓霖分到那一班我记不起来。我担任了史一(二)班的学习班长。当我们三个班新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会场时,比我们早来的老同学立即有节奏地鼓掌,并高呼:“热烈欢迎新同学!”弄得我们怪不好意思的。老同学的热情感染着我们, 我们这些新同学虽难为情地低着头,但也起劲鼓掌,表示感谢。
在热烈气氛中,两个系的主任和苏联专家科兹涅佐夫同时登上了主席台。在同学掌声中,他们先后发言。历史系主任白寿彝教授扼要地介绍了系里的情况。他说,历史系有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等七个教研室。开有十多门专业课和马列主义基础、心理学、教育学等课程。他要求我们用行动贯彻毛主席的“三好”指示, 努力学好专业课和各门功课。要求我们树立专业思想,特别强调新同学更应这样。最后,他预祝同学取得好成绩,毕业后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科兹涅佐夫站起来讲话,此时会场上又响起一次热烈的掌声。因为那时,中苏友好,两国关系密切,同学中大多又是中苏友协的会员,所以苏联专家在同学中享有崇高的威信。科兹涅佐夫发言时, 会场上气氛热烈。科兹涅佐夫微笑着向大家挥手,等掌声停下后,才开始讲话。他不会说中文,讲话时有翻译。他讲话的中心思想是,教师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崇高的职业。只有资本主义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才轻视教育。他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苏联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国家的口号是“要把教师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后他预祝全体同学大学毕业后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
讲话结束后,新、老同学都表演了节目。我和史一(二)班同学一起上台唱了《工人进行曲》。
第二天,艳阳高照,数学楼和物理楼间的院子里新栽不久的白杨,在秋风中飒飒作响。全校新学年的开学典礼在这儿召开。主席台设在数学楼前南面的阶台上,正门上方,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边插着鲜艳的五星红旗,阶台两边摆放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盒,正中摆有围着白布的主席台。主席台后边,放着一排椅子,分别坐着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等校级领导。我特别注意陈垣老校长,因为刚入校时,老同学就向我介绍了这位“国宝”级的人物。后来又陆陆续续听说,陈老校长字援庵,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和陈寅恪、吕思勉、钱穆齐名,并称史学四大家,今年七十五岁。只见陈老校长,中等个儿,身体健康,脸色红润,胖面颊下飘着银須,是一个慈眉善目的长者。
正当我全神专注地注视陈老校长时,司仪站起来,走到台前高声宣布:“一九五五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典礼正式开始!”话音刚落,全场立即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我也跟着起劲地鼓掌。等掌声、欢呼声稍稍平息时,司仪又宣布:“下面请尊敬的陈老校长讲话。”台下又一次响起掌声。
陈老校长刚一开口,台下立即鸦雀无声,静得秋风吹拂树叶的响声都能听见。陈老校长声音平缓,他要求师范大学的学生要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学习苏联乡村女教师精神,用行动贯彻毛主席的“三好”指示,努力学习,积极锻炼,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新人,争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
陈老校长讲后,刘副教育长、苏联专家科兹涅佐夫相继发言。他俩发言的内容和陈老校长讲话的内容大同小异。每位校领导发言之后,我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开学典礼结束,校团委留下团员,又对团员提了三点要求:一、提高革命警惕;二、团员必须用行动落实陈老校长、刘副教育长、苏联专家报告的精神,做一个全面发展的、合格的人民教师;三、用行动联系青年群众,教育青年群众,争做全面发展的新人。
隆重的开学典礼,激起我内心的波澜。我人生的一个新进程——大学的行程开始了,我要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新生活的到来。
六、上第一节课和第一次课堂讨论
九月十三日,我在北师大上第一节课,所以在日记中记得特别详细。
今天上午一、二节是世界古代史,三、四节是心理学。大学课是怎么上的?大学老师又是怎样讲课的?和中学一样么?带着诸多问题和神秘感,我匆匆吃过早饭,拿着两本阔页的笔记本,赶到数学楼西北边一楼的大阶梯教室上课。听课的座位不像中学是事前排好,一学期固定不变,而是自由选择,每次都在变换。
因我来得早,教室里的同学还不太多,我选择中间一个位置坐了下来,等待上课铃响。八时正,按在教室外白墙上的电铃响了,一位中等个儿,长方脸,载眼镜,瘦弱的,肤色白净的女老师走了进来。此时,史一(一)班的学习班长朱培民喊:“起立”!老师还礼后,他喊“坐下”!
等我们坐下后,老师开始讲课。她先自我介绍:“我叫李雅书。”这时,她可能看出新学生对上大学课程有些陌生、激动,又有些紧张,为缓和学生情绪,她微笑着说:“同学们,我也当过大学生,进入大学上第一节课时,和你们一样激动。”她见有些学生在频频点头,知道被自己刚才的话打动了,接下来又说了一句:“我们要把这种激动变为动力,努力学习,专心听课。”开场白结束,她转入正题,开始讲课。她讲世界古代史是从“古代东方”开始的。她讲的这些内容我以前都没有学过,也没有听过,因为解放初期,我所在的黄中既没有系统的历史课本也缺乏有历史专业知识的教师。我学过的历史课本在初中是胡华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简编》,高中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世界近现代史》。教师也不固定,经常更换,所以这两套教材都没有讲完。小学虽然上过历史,但那时是解放前上的,课程的指导思想、讲课内容和新中国后完全不同,那时讲的古代史是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所以坦率地说,入北师大前,我头脑里没有系统的中、外历史知识。因此对李老师讲授的内容,既陌生又新鲜,很感兴趣。我一边专心听讲,一边快速笔记。把李老师讲课的内容,似乎一字不拉地记到笔记本上。我记录快的原因,要追溯到黄中的初中阶段,那时学生经常听大报告,学校要求学生听时必须记笔记,听完报告后,还要组织讨论,叫学生发言。所以我在初中时,就学会了记录。快速记录造成两种后果:好的一面是记录速度快,不好的一面是我字迹潦草,自我评价是“我的字像狗爬似的,很难看。”
世界古代史结束后,休息了十五分钟,我和同学们走到数学楼和东斋东楼之间的大路上做操、闲聊。第三节课快开始时,我们重又走进了教室,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听新课。三、四节是心理学,讲课的是一位较李老师年轻的女教师。她讲的是心理学的学习目的、对像和方法。她讲的内容我以前根本没有接触过,也感到新鲜。
在北师大上了第一节课后,我的感觉是:大学的课不像中学的课,内容浅显、简单,而是内容深刻,专业性强。
人们对起始的新鲜生活记得特别清楚,我也一样。我至今还记得在北师大学习第一学期讲专业课的三位教师:李雅书、杨钊、刘乃和。李雅书老师,脸颊瘦弱,载眼镜,解放前在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任讲师。她讲世界古代史音调不高,但吐字清晰,语言平缓,如潺潺流动的小溪,将一部雅典史讲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杨钊老师中等个儿,稍稍有点胖,他是河北人,讲授中国古代史带有浓重的方言,他的一句“疙拉崩子”,搞得我这个来自浙江的学生晕头转向,不知是什么意思,只好在笔记上留下空白。下课后问了几个同学也回答不出来,最后还是一位河北同学告诉我,“疙拉崩子”是河北农村方言“蚌壳”的意思,我才将空着的笔记补上。杨钊老师方言虽重,但讲课十分投入,还时常配合手势。讲课时他经常根据课程内容的需要,不时从皮包中拿出预先带来的石器、青铜器等文物,让我这个县城来的“土包子”大开了眼界。我听课时,不仅记录下他讲课的内容,还抓紧时间,画下他放在讲台上的文物。刘乃和老师是北京人,毕业于辅仁大学,与启功、柴德庚同为陈老校长的得意弟子,当年她担任陈老校长的秘书。胖乎乎的脸上,载着金丝边眼镜。她讲中国历史要藉介绍及选读,讲课时脸露笑容。她讲的第一篇是《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介绍了《左传》后,讲《郑伯克段于鄢》。她用纯正的北京口音,随手摘引典故,一个历史故事套一个历史故事,旁证博引,讲得妙趣横生,引人人胜。不久,她给我们介绍了《辞海》,告诉我们,要学古文,仅靠四角号码字典是不行的,还必须要学会用《辞海》或《辞源》。这两部辞书查的方法是相同的。查的时候,要先确定部首,然后再查笔划。以前我在小学只学过王云五主编的《四角号码字典》。经刘乃和老师传授,我又多了一门用工具书的方法。
是老师们认真的教学态度,丰富的历史知识,将我引入历史科学的殿堂,对史学发生了兴趣。是老师们辛勤劳动、哺肓我成长。在离开母校后的数十年中,我的教学和工作虽然发生了几次变动,但我对历史科学仍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母校的教师。是母校的老师教会了我做人,是母校的老师传授给我专业知识。
上课后没过几天,系里给我们发了讲义。那时,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旧中国文科教材不能用了,适合解放后需要的新教材还在编写之中,所以大部分高校当时还没有文科教材,可北师大历史系为保证教学质量,开课后不久,就给我们发了教师编写的,散发着油墨芳香,书写公正,字体漂亮的专业课讲义,除讲义外,还发了杨钊老师编写的、北师大出版社铅印的《中国古代史讲义》和苏联专家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组织我们购买何兹全老师编写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汉史略》,让我们上课和复习,有了依据。
上课不久,杨钊老师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课堂讨论的目的是让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加深对讲课内容的理解。除了上述目的外,我认为当老师的,除了要有渊博的知识外,还必须掌握两种技能:即讲话的技能和写作的技能。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基本方法是讲课,要想讲好课必须学会说话,也就是口头表达能力。老师传授知识的另一个途径是写文章,而且写文章,著书立说,比口头表达影响的范围更广更大。所以我进入北师大后,就下决心练说话,练写作。而课堂讨论正是我练习说话的好机会。现在杨钊老师布置了课堂讨论,我当然应认真对待。要在课堂讨论中发言,首先必须写好发言提纲。我在10月3日的日记中记“下雨,我在宿舍里准备课堂讨论的发言提纲,这是我第一次准备课堂讨论的发言提纲,写得特别仔细,足足化了一天功夫。”
课堂讨论分小班进行。史一(二)班在数学楼的一间小教室里进行。这是进入大学的第一次讨论,大家都有些胆却,杨钊老师启发了几次,还是没人举手。我虽然也害怕,但想到为掌握讲话的技能,我必须克服害羞和胆却的思想,所以硬着头皮举起了手,成为第一次课堂讨论的第一个发言者。发言开始,讲话还有些吭吭哧哧,结结巴巴,但当我看到同学们都认真听时,我放开了胆子,将昨天准备了一天的发言稿,顺顺当当地讲了出来。由于我“开了第一炮”,其他同学也跟着举手发言。
课堂讨论结束,杨钊老师肯定了我的发言。散会后,同学在肯定我大胆发言的同时,说我乡音太重,有些话他们听不懂。
我入学的时候,在245号宿舍就知道自己的乡音浓重,所以我认为课堂讨论后同学的意见是正确的,因而更促使我学习普通话的决心。我想北师大的培养目标是教师,学生听不懂你的话,怎样接受你讲课的知识,如杨钊老师课堂上的一句“疙拉崩子”,就让我在笔记上留下空白,我如不改变我的黄岩口音,将会让听课的学生留下多少空白?!怎么改,我想只有真诚地请普通话讲得好的同学当我的老师,虚心地向他学习才对。我又想,普通话以北京音作标准,我要学普通话,必须请北京的同学当老师,我们班北京来的同学有两位,一位是王德一,另一位是何珍如,王德一的北京腔浓重,讲话中“儿”化的音很多,而何珍如讲话中没有“儿”化的腔调,是标准的普通话。想好后我主动“上门”请何珍如当普通话“教师”,请她在上午课前早点到教室,和我坐一起,便于我向她学习。我俩谈妥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学?为此,她提了两点建议:一是叫我多听中央台的广播,跟着广播员学;一是叫我找几篇文章,念给她听,她随时纠正我念得不标准的字、辞。从这以后,我俩天天在上午课前坐在教室后排的座位上,我念,她纠正。过了几天,她对我说,你把“多”和“都”;“小” 和“少”;“王” 和“黄”;“陈” 和“郑”等都念成同一个音了。她说:“多”念“duo”,“都” 念“dou”;“小” 念“xiao” ,“少” 念“shao”;“王” 念“wang”,“黄”念“huang”;“陈” 念“chen”,“郑” 念“zheng”……在何珍如真诚、耐心的帮助下,我的地方音才逐渐有所改变。但毕竟我已十七岁,已超过了改变语音的最佳年龄,所以讲起话来仍带有较重的乡音。以后到了工作岗位,学生听课后说,任老师讲的是“南方人的‘二号’普通话。”
七、和东东见面和华姐游天坛
我穿着东东买给我的新棉袄和他合影
上课不久,爸爸来了一封信,让我回家一趟,说他已经根据我的要求,让东东在礼拜天来家和我见面。
礼拜天,我在爸爸约定的时间里,回到了五条16号,东东已经等在家里。
东东从1949年9月参加解放军后,只在土改后的一个冬日,在鼓屿办完事,
途经十里铺,在老家后门头的桔园旁边和西西及我见过一面,从此,天各一方,除了信件来往,已经有五、六年没有见面了。那年在桔园旁见面时,东东17岁,我12岁。现在,东东21岁,我17岁。这个年龄段,正是年轻人发育最快,相貌变化最大的时期。所以我两见面时,相互之间讲的第一句话便是:“都变度(黄岩话的“度”就是“大”)人了,认勿得了(黄岩话 “不认识”)。”接下来两人就相互了解双方在这几年里的情况。东东还问了奶奶、泾南和西西的情况,我一一做了回答。谈话中,我了解到东东现在在北京市第八中学工作,干得不错。他已经当了高中的语文老师,兼教工团支部副书记,住在学校的教工集体宿舍里。
我俩分别的时候,爸爸对东东说,冬天快到了,北京的冬天,比黄岩冷得多,伊临没有棉袄,你已经挣钱了,用薪水(工资)给他买一件棉上衣,东东爽快地答应。
这次分手以后,东东忙他的工作,我忙我的学习,两人又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9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东东一封信。告诉我,华姐已经到北京,叫我在这个礼拜天回家一趟。
星期天吃过早饭,我根据东东信上的要求,准备回家,刚走到校门口,就碰上了东东。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到学校来?他回答,是来接你回家的。我俩遂在门口坐上14路公共汽车回到家里。见到华姐我很高兴,她1950年黄中高春三级毕业,考到山东白求恩医学院,离开老家以后,除了通信外,再也没有见过面,算起来, 中间也有五、六年。我问她毕业以后分到哪去工作?
华姐和猫姐照于上世纪50年代北京住房外
她告诉我,毕业后她先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当了一年的实习医师,现在分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外科。我听华姐已当了医生,有了工作,和东东一样都能挣钱,很高兴。
爸爸、猫姐、华姐、东东和我在家里聊一个上午。吃过午饭后,东东回八中去了。爸爸告诉我,华明天要离开北京,叫我陪她到天坛公园玩,我当即表示同意。
我和华姐坐电车去天坛。我到北京已经20多天,对北京的主要景点有些了解,所以在电车上把了解到的天坛情况,简单地对华姐做了介绍。我告诉华姐,天坛始建于明朝,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的地方。因为中国古代有“天圆地方”的说法,所以公园里的建筑物,北面的呈圆形,南面的呈方形。天坛公园里的主要建筑物有祈年殿、皇乾殿、圜丘、皇穹宇、斋宫、无梁殿、长廊、寿亭等。皇穹宇殿前有一条高出地面,用汉白玉铺砌的“丹陛桥”甬道,它是连接祈年殿和圜丘坛的轴线,甬道北面有“三音石” ,皇穹宇院落里还有一个叫“回音壁”的景点,人们分别站在东西配殿后面,靠近墙壁的地方,轻声讲话,哪怕双方距离很远,也可以清楚地听见对方的声音。等我讲完不久,电车也己经到站。
华姐和我下车后,向东走去,穿过一座高大的拱门,爬上几十级台阶,走上了“丹陛桥”。“丹陛桥”两边种着柏树,树干粗壮,看样子至少也有百年以上,可这些柏树的下半棵都被大道挡住了视线,我们只能见到它的顶部,可见“丹陛桥”是很高的。我和华姐走在“丹陛桥”上,边走边商量,天坛公园这么大,景点这么多,一个下午是游不完的,我们应当先去哪儿?华姐说,你喜欢到哪,我就跟你到哪。我说:“那就去皇穹宇殿吧,那边有‘三音石’、‘回音壁’”。华姐说:“行”。
我俩根据路标又穿过了一道拱门,进到了皇穹宇殿。在皇穹宇殿门口,华姐要请客。她说不要你掏钱,我请你吃东西。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知道挣钱不容易,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急忙回答,刚刚吃了饭,肚子不饿。华姐见我执意不吃,只好放弃了买零食的打算,给我买一瓶汽水。我俩拿着汽水瓶,走进了院子。看到皇穹宇殿建筑在汉白玉砌的圆形底座上,整座建筑都是圆形的,由16根柱子支撑着,两层柱子上方设有共同的溜金斗拱,支撑着拱上的天花和藻井。我俩走进大殿,只见圆形的殿内满是龙凤和玺彩画,天花图案为贴金二龙戏珠,藻井为金龙藻井。我俩在皇穹宇殿内外看了个遍,除了感到它宏伟高大外,还感觉到这种建筑形式,和我前几天在北海、颐和园、中山公园等地方看到的建筑物的风格完全不同,那些公园里的建筑物,宫殿是长方形的,凉亭是方形的,而这儿的皇穹宇殿则是圆形的,确实别具一格,不简单。
参观了皇穹宇殿后,我俩又来到了“三音石”和“回音壁”。我对华姐说,咱们也上去试试,看看是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传奇?我俩在“三音石”甬道的第一块石板上拍掌,固然听到了一声回音;在第二块石板上拍掌,固然听见听到了两声回音;在第三块石板上拍掌,固然听到了连续不断的三声回音。要是离开了这些石板,就听不到回音了。我俩又走到了“回音壁”,见“回音壁”墙体涂着紫红颜色,很多游人都把耳朵贴在墙上说话。我也想试一试,就让华姐走远一点,把耳朵贴在墙上,我站在这儿贴着紫红的墙体对她说话。她摆了摆手,说听见了。接下来华姐让我把耳朵贴在墙上,她在那边说话。果然我也清楚地听见她说话的声音。上述两种现象,让我感到十分惊奇。
今天到天坛公园,除了看到古柏,参观了各种各样的建筑物外,我俩还看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参加国庆阅兵,进行的队列训练。“丹陛桥”边有坦克兵在训练,祈年殿院子里有空军在练习正步走。指挥员对他们要求十分严格,要他们把腿抬得一样高,步迈得一样齐。战士们练得都很认真,走得很整齐。让我这个旁观者叹为观止。我对华姐说,北京是首都,确实有首都的样子,不仅有众多宏伟漂亮的建筑物,还有离开国庆节这么早,就在训练阅兵的部队,这些在咱俩老家黄岩是看不到的。
我两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解放军的分列式练习后,又一起到国际青年友谊馆参观。出来时,见太阳已经西斜,知道时间不早了,只好放弃了再到其它地方看的打算,走出公园大门,坐车回家。
八、难忘五五年国庆节
开学不久,学校开始做迎接国庆的准备。
9月12日下午,我和爸爸游完中山公园回到学校。下午,班里就开始统计参加国庆节游行和晚上参加天安门广场狂欢的人数。这两项活动,以前我在黄中学习时,和西西哥哥只在报纸上、画报上和广播里,看见和听见,十分向往。现在到了北京,哪有不参加的道理?所以,我赶紧报名“参加”。登记的时候,我问:“现在离北京国庆节还有20天,为什么这么早就登记?”登记者告诉我:“现在登记不算早,因为登记后,学校还要组织大家做准备工作和练习队列。而且在这期间学校和各系还要举行开学典礼,还要上课。如果登记晚了,来不及做准备工作”。
登记后,学校除了举办开学典礼和上课外,还组织学生打扫宿舍、教室、公共场地,大搞环境卫生。课外活动时,系学生会组织各班练习跳集体舞,准备参加国庆节夜晚天安门广场的狂欢,同时要求各班做纸花、扎花环,准备参加国庆游行用,师大校园里一派节日前的欢乐气氛。晚自习休息时,我们站在数学楼外的马路上,还经常会看到白色的探照灯光柱在校园南面天安门方向的上空来回转动。上述气氛对我这个没有参加过首都国庆活动,来自农村的新生来说,既新鲜、兴奋,又稀罕、激动。
国庆这天早晨,乌云笼罩天空,天气显得阴沉。我们不管天气怎样,仍然提前起床,四点钟洗漱完毕,匆匆赶到饭厅用餐。国庆节的早饭也比平时丰盛,平日是馍馍、稀饭、咸菜,今天是甜花卷、稀饭、香肠、咸菜。吃完早饭,同学们都回宿舍打扮,男同学穿上新衣服,女同学穿上花衣服、长裙。我没有新衣服,只好穿上我所带衣服中自认为最好的白衬衣、黑色“毕机”布做的裤子和三哥送给我的新球鞋。大家穿戴好后,拿出前几天赶制的花环,到操场集中。师大新校区的学生集中后,又走到位于什刹海附近的师大北校区集中。去北校路上,我们只要遇上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队伍,就会摇动手中的花环、花束,兴高采烈地对他们高声欢呼,致以节日的祝贺,他们也报之以同样的礼节。
师大学生队伍在北校区集中后,抬出了大幅的毛泽东主席的彩色画像,大幅的“庆祝国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标语牌去地安门大街。这是北京各高校学生队伍的集中地点。集中好后,再按规定时间去天安门,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检阅。在这儿,我要插叙一件事。当我们队伍走到北海公园后门时,碰上了一辆黑色小卧车,里面坐着两位准备去天安门的将军。他俩穿着崭新的海兰色将军服,衣袖上绣有几道金边,衣领、肩膀、帽子上都戴有金色表示军衔的领章、肩章、帽徽。1955年因为部队刚授衔,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将军服。在这以前,解放军的官兵都穿同一色的草绿色军装,不同的是军官的服装上有四个衣兜,战士的服装上只有两个衣兜,仅此而已。授衔后,情况不同了,不仅战士和军官的服装差别很大,就是军官之间,由于级衔不同,差别也很大。究竟差到那儿,以前只是听说,从没有见过,今天却让我们碰上了,所以同学们感到特别的稀罕和新鲜,马上围了过去,将小卧车堵在路上,趴在车窗外死劲往里瞧。坐在里面的两位将军脸露微笑也不吭声,直到来了民警,客气地对围观的学生们说:“请同学们让开,不要影响他们受阅时间。”这时,同学们才散开。现在回忆这件事,觉得上世纪50年代,军民、官兵关系比现在溶合到那儿去了?。
等乘坐两位将军的小卧车过去后,我们的队伍才继续缓慢地向东行进。十点正,从西南面天安门方向传过三十多响轰!轰!轰!轰……的礼炮声,我们知道阅兵开始了,虽然我们很想看阅兵的实况,遗憾的是当时地安门大街不仅没有视屏,甚至连扩音器都没有。彭德怀元帅的讲话听不到了,受阅部队整齐、划一、宏壮、铿锵的脚步声也听不到了,遗憾,太遗憾!正当我深感遗憾时,头顶传过飞机的轰鸣声,抬头仰望,三架一群的喷气式战机,在我们头顶从东往西掠过,我数了数,共有九十多架。我高兴地对走在旁边的同学说:“看!咱们的战鹰也参加捡阅了。”说活间,前面传过来“嚓!嚓!嚓! ”的脚步声和“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刚才还安安静静的大街,这会儿哪儿来的声音?我抬头寻找声源,这才看到对面马路上方的电线杆上装有一个高音喇叭。原来我们北师大的学生队伍在不知不觉间,已转了好几个方向,由原来一直向东行进,转为向南行进,过了王府井大街,到了东长安街。此时,传过领队的命令:“注意!快到天安门了,八十人一排,立刻整理好队伍,过天安门时,必须排好队伍,队列整齐,向右看齐,按规定的节奏,高呼口号。”听到命令, 同学们知道接受毛主席捡阅的时间快到了,立刻精神振奋,按指令整理好队伍,拿好花环。大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快点见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这时,老天爷好像也理解我们的心情,收走笼罩在上空的乌云,让太阳高悬蓝空,阳光普照大地。学生队伍过了地安门,天安门快到了,而且北师大的学生队伍是最靠近天安门的一路,这样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瞧见毛主席和中央各位首长了!从这一刻开始,同学们好像接到了无声的命令,把队伍排得整整齐齐的,将头转向西北边,观看天安门四周的景象。我也转过头去,先看了一眼站在天安门东西两侧观礼台上的中外来宾,接下来立刻将目光转向天安门,只见天安门城楼装饰一新,紫红色城台正门上方,高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城楼上挂上了大红宫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穿一套银灰色的制服,站在城楼正中,正向游行的群众招手示意。看到了毛主席后,我情不自禁地感到热血沸腾,一边蹦跳,一边向天安门方向挥动花环,和同学们一起按规定、有节奏地高喊:”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呼喊的节奏是,前排同学喊”毛主席”,后排同学接下来喊”万岁!”不管哪一排只要喊一声”毛主席”,后几排马上就会接着喊”万岁!”,直到队伍过了天安门。我在喊口号的同时,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我除了看见毛泽东主席之外,还见到了朱德元帅,他穿着一身海蓝色的元帅服,手扶栏杆,一脸慈祥地站在毛主席旁边。站在毛主席身边的还有刘少奇副主席。在朱德元帅旁边,站着周恩来总理。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宋庆龄副主席、陈毅元帅……等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光辉形象。以前,我只在报纸和画报上见过他们的形象,现在我可亲眼看见了,心情特别地振奋。
同学的心情,和我一样,经过天安门时,一边激动地蹦跳,一边挥动花环,一边高喊“毛主席万岁!”大家的激情,一直保持着过了天安门。过了天门后,有些男同学发现脚上的布鞋被踩掉了,有些女同学发现挽起来的裤管掉下来了,露在了裙子下面,成了二截子。
游行结束后,我们又回到师大北校。午餐特别丰盛,主食是大米饭,副食有油炸鱼、荷包蛋和红烧肉。吃完午饭,我们这些报名参加天安门广场晚上联欢的同学又领取了夹有果酱的枣糕、香肠,和几块豆腐干等夜霄。稍事休息后,再一次集合,穿过北海公园,去天安门广场。
等快到天安门广场时,北京师范大学领队的同学看到参加狂欢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广场各处已人头攒动,立刻对我们高呼:”请同学们拉紧手,避免挤散队伍。”大家马上根据领队命令,拉紧了手,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插前进。等我们走进天安门广场时,广场上已人山人海,聚集了很多人。走着走着,我们竟找不到目的地了,师范大学的学生队伍已被挤到前门楼旁边。领队的同学费尽周折,才把大家带到指定的地点,直到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还没等我们喘息过来,突然感觉四周变了样。仔细瞧,天安门广场四周的华灯齐放。东南边的前门车站,东北面的北京饭店,西面的几座高大建筑物和北面的天安门城楼,都大放光明。安装在这几座建筑物周边的电灯,在夜晚中,竟变成了一张张单线条的、呈现建筑物框架的图画。同时,悬挂在灯杆上的扩音器也响起了乐音。此时,灯光把广场照得如同白昼,乐声在广场上空盘旋荡漾,各单位的红旗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旗在空中随风飘展。灯光、乐音、红旗让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同学们和我站在指定的地点,手拉着手,围成一圈。大伙儿根据领队的要求,极力向四方推挤,好不容易挤出一块空地。为了保证安全,领队又让同学们在围圈里再拉一圈,用双重的人圈护住这块空地。然后,他让乐队,随着广场扩音器上的音乐,奏起舞曲,叫围圈里的同学,跟着舞曲跳舞。我既按领队的要求,更受广场欢乐气氛的感染,和同学一起在北师大同学的围圈里尽兴地狂舞。
正当我们跳得起劲的时候,突然听见“澎”的一声响,一颗雪亮的火球钻上天空,等升到极顶时,又爆裂成一朵朵彩色小花,象降落伞般的飘降落下来。老同学们说:“放礼花了”。此时,只听得广场四周礼炮齐鸣,看见广场四周礼花四起,一眨那我们这些没有见过礼花的新学生都停止了跳舞,抬头观看比仙景还要艳丽的天安门广场夜空。此时,我取出怀表看了看,是晚上8点半,看后,仍站在原地,和大家一起仰望上空,只见天安门广场四周的建筑物上都有彩色的曳光弹和焰火弹飞向空中,随着弹光升空,四周连续响起“突、突、突”的响声,一颗接一颗的彩色焰火弹飞上夜空,在空中开出了黄、绿、蓝、红色的花朵,有的闪闪发光,有的连成一串,编织成彩色的花环,环绕、笼罩在整个广场的上空。紧接着五色的探照灯,也从四面八方照射上来,把光柱集中到一个点上,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彩色盖罩,笼罩住整个天安门广场。一会儿探照灯光在夜空中旋转起来,五彩的礼花在旋转的探照灯光照耀下,显得更加绚丽多彩。让人看到广场上空夜放花千朵,更吹落,星如雨。光柱转,彩花舞,节庆之夜星无数。天安门广场上空色彩斑斓的景色让我惊呆了,我有生以还从没有在晚上见过这样漂亮的景色!
正当我惊羡这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时,旁边的一位新同学感叹地说:“太美了,真的太美了。首都国庆的夜晚,实在太漂亮了。除了首都,在哪儿都不能看到这样漂亮的夜景。”说话间他拍拍我,问:“你以前见过这样漂亮的夜晚吗?”我回答:“没有,从来没有。天安门广场的国庆之夜,真漂亮啊。如果不身临其境,是体会不到国庆夜晚的美丽的。”。
在我和这位同学观看和感叹国庆之夜的美景时,其他的同学并没有停止跳舞。他们在锃亮多彩的夜景中,跳得更加起劲,更加欢乐。十点多,和我一起跳舞的同宿舍的詹兴起同学对我说“已经十点多了,咱俩回吧。”我本来还想玩下去,但他却一股劲地鼓动我回去,我只好作罢,和他一起先向领队伍说明情况,然后挤出人圈,回到学校,此时已是深夜12点多了。第二天听说,有的同学在天安门广场玩了个通宵。
我人虽然离开了天安门广场,但今天一天的情景,却永远停格在我的脑海之中。
难忘的国庆游行!
难忘的国庆狂欢之夜!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长信,把国庆节游行的盛况,国庆节晚上狂欢夜的情况,告诉了远在故乡的西西哥哥,让他和我一起分享首都国庆节的快乐。
九、去周口店参观北京猿人洞
国庆节后,学校又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为拓宽知识面,杨钊老师讲完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后,先 组 织我 们 看 “ 中 国 古 代 文 化 ”的 幻 灯 片 ,然 后 告 诉 我们:“不久将组织你们参观周口店龙骨山猿人洞”。
十月十四日,杨钊老师通知我们,“明天到周口店参观龙骨山猿人洞去,希望你们抓紧时间复习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这段内容,做到事前心中有数,这样参观时收获会更大。”当天晚上,我们宿舍里的同学按杨老师要求,翻开他编写的《中国古代史讲义》和课堂笔记中相关内容,进行复习。
第二天,我们不到六点就起床,洗嗽后匆匆跑到食堂吃早饭,并领了午餐:两根香肠、两个花卷、两个煮鸡蛋、几块腌大头菜和苹果,我感觉带的午餐真丰盛,以前在家乡那能吃到这样好的食品。领了食物我回到宿舍准备和同学一起乘车,此时,王德一等北方的同学见我只穿了一件毛背心,忙对我说:“任伊临,你就穿这么点儿?不行。要知道,北方过了中秋,天气冷,加上今天要坐车,路上风大,快加一件棉袄吧!”我忙跑回宿舍,穿上东东买给我的新棉袄。
等我们一起赶到物理楼西门时,两辆敞蓬校车早已等在那儿了。
校车载着全年级同学驶向周口店。
和五五(二)班在周口店龙骨山前(车上前排中间为我)
那儿有年轻人那儿就有歌声。此时已过中秋,清晨已有几分寒意,我们坐在校车上,迎着扑面而来的寒风,在班团支部宣传委员冯月华带领下,放声高唱:“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冯月华更是活跃,她不仅领着大伙儿唱, 在大伙儿停息时,她就一人独唱,似乎唱了一路。我正佩服她的记忆力!
在歌声中,卡车过了卢沟桥、宛平县、长辛店、凉乡、房山等我们以前在历史、地理课中讲过、读过的熟悉地名,在一座不高的山前放慢了速度。我们看到半山腰上有一片房屋,在一座刷有白灰房屋的墙上,写着“周口店石灰厂”。看到这几个字后,我们高兴了,因为我们在寒风中坐车奔波了五十四公里,终于到了目的地。
卡车在龙骨山下的花池边停了下来。我下车后趁着全年级同学整队的空隙,瞭望四周。觉得龙骨山不高,和我故乡的乌龟屿山差不了多少,估计离地面只有百米左石。但它和周边的山不太相同,周边的山都是光秃秃的,这座山却种上了树,满山葱绿。绿树丛中有一条水泥路从停车的山脚往上延伸。
杨钊老师在周口店做介绍
同学集中后,杨钊老师把中国猿人发掘的经过及学术价值对我们做了简单、扼要的介绍。接着告诉我们今天的活动安排,上午先参观“北京中国猿人博物馆”,再请当年挖掘出猿人骨骼的工人老刘师傅领我们参观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发掘地,下午一时请当年主持过挖掘的溥老师向我们讲述发掘经过,最后提出同学参观的注意事项。
杨钊老师讲话结束,同学们整队
沿水泥路上山去“北京中国猿人博物馆”。博物馆里有化石、图片和实物。实物中有完整的野兽骨骼、鱼化石,还有许多其它标本。用上述物品说明从猿人到人的进化过程。遗憾的是早期发掘出来的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寇窃走,这儿没有阵列出来。我们出了博物馆,本想按计划行动,但接到通知,因今天参观人数太多,临时调整计划,实地参观改为下午听溥老师报告后再进行,这段时间改为自由活动。
我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离下午听报告的时间还有两、三个小时,即邀同宿舍的李启民同学和我一起挤到参观的人群中,先转转、看看。我俩随着人流参观了中国猿人洞、鸽子堂和山顶洞人挖掘地。本来还想再详细地看看,但确因人多,不仅走得慢,而且看得也很草率,还没等看完,集合的时间已快到了,无奈之下,只好赶回集合地。
下午一时,溥老师向我们讲述发掘经过。
他告诉我们,北京猿人1927年开始发掘。我们从北京人洞穴40多米厚的堆积层中,共发现不同时期的各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地点27处,发掘出代表40多个”北京人”的化石遗骸,10多万件石器,近200种动物化石及大量的用火遗迹。经研究,考古学家们认为北京人大约生活在距今70万年到20万年之前。北京人的脑量平均达到1088毫升,头部特征比较原始,但已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北京人男性身高约156厘米,女性身高约144厘米,食物主要来源于狩猎和采集。北京人已经懂得用火和熟食。他们的火种主要取于自然,他们也知道保护火种,火的使用完善了人的特征。
他又告诉我们,1930年他们又在龙骨山顶部发掘出生活于两万年前后的“山顶洞人”古人类化石。与它一起出土的还有石器、骨角器和穿孔饰物,并发现了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考古学家对最初同一地点出土的一块兽骨做放射性碳素断代,推定为距今约一万八千年,属晚期智人,据此断定“山顶洞人”所在地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末。。
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发现,证明我国距今约69万年前,已创造出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对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中国古人类及其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最后,他遗憾地告诉我们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已不在我国,抗战中,已被日寇从北京协和医院的地下室窃走,准备运往日本,以后不知所终。。
溥老师讲完后,我们在老刘师傅带领下,参观猿人洞、鸽子堂和山顶洞。
猿人洞很高,是一个通天大洞,洞的四周全是泥土。老刘师傅告诉我们,猿人洞的编号是第一地点。
鸽子堂是一个水乳岩大洞,里面有鸽子毛和鸽子粪。老刘师傅告诉我们,现在这个洞中还住有二百多只鸽子。
山顶洞洞前有一块突出在半空的大石头。老刘师傅告诉我们,它的编号是第十三地点。
老刘师傅带我们参观时,我有意识地和他走在一起,向他了解发掘情况,并问他“您的考古知识怎么得来的?”他略为思索后告诉我,他的考古知识都是在工作中,靠斐文中先生指点和刻苦学习得来的。他说,为了熟练辨认生物骨骼,他常年在衣兜里装上动物的骨头,一有空闲,就伸手进去摸,抓着一块后,摸摸它的形状,判断它是那个动物、那一部位的骨头,猜好后再拿出来,请教斐文中先生,看看自己判断是否准确,久而久之,只要看见一块骨头,就知道是某一物种的骨骼。刘师傅的介绍深深打动了我,使我懂得一个人要想学到一点知识,没有扎实、刻苦精神是不行的。
参观完山顶洞后,太阳已经偏西,我们邀请杨钊老师和老刘师傅在参观的地点和我们合影留念。
返校途中,汽车经过卢沟桥时,我们想起了元兵入侵宋朝时,铁骑从这儿驰向京都,1937年十九路军吉星文团在这儿迎战寻衅肇事的日本侵略军。这座桥是一座英勇的桥,是一座承载着可歌可泣历史故事的桥,所以同学们请求杨钊老师让我们下车看看,得到同意后,大家高高兴兴下了车。卢沟桥是座大桥,桥面上可通两辆汽车,两边桥栏上,每隔一米就有一尊神态各异的石狮子。此时不知那位同学说了句:“听北京人说,这儿的石狮子多得数不清,让闲得没有事的人来数。”我就不信这个邪,偏要数它一下。我约上一位同学从桥东一直数到桥西,共212尊。数完后我对刚才说数不清的同学说:“我数清了。”还拉着和我一起数的同学作证。弄得旁边的几位同学哈哈大笑。数石狮子时我还看了看桥下的永定河,别看这条河河床是宽宽大大的,但基本是干枯的,只有河西底部有狭狭、浅浅的,像南方溪水一样的水。这时有同学提议“我们到刻有‘卢沟晓月’的纪念碑旁照张相吧,以此留作存念”。
愿望达到了,同学们才心满意足地重新上车,在夕旧余辉下返校,进城时,北京已满城灯火了。
同学们觉得今天是快乐而有意义的一天。
十、 坚持“三好”,全面发展
到北京师范大学已一个多月,给我的感觉是,大学的学习主要凭自觉,不像中学管理严格。在中学,每个班都有班主任,班主任每天都要到班里了解情况,进行工作。各个科任教师上完课后,都要布置作业,还要规定交作业的时间。考试也很多,学期有大考(期末考试),月有月考,除此之外,还经常进行小考(小测验),对学生的学习抓得很紧。而到了大学,既没有这样那样的考试,也没有班主任,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不组织教学,不管学生,只管讲课,不爱听的学生在底下看书,也不批评。学生的自习也没有人管理。所以给我的感觉是,到了大学如果不抓紧学习,时间就可能如同朱自清先生在《匆匆》中所说,从“我手中溜去”,学了四年,有可能什么也没学到。如果你自觉抓紧时间,就可能从学习中得到很大的收获。我上进心强,不能眼看着时间在“我手中溜去”,浪费掉,我应当自觉地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三好”要求自己,指导行动。
学习上,上课时我认真记笔记。由于有中学养成的习惯,我笔记的速度比较快,几乎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能记下。一些笔记速度比较慢的同学发现后,经常找我对笔记。老师在课堂上布置的参考书,我总要想法到图书馆或阅览室借阅,认真地做摘录。自习的时候,我专心复习讲课笔记,记住重点,从不浪费时间。
为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系办公室在11月11日召开了一次年级的会议,宣布学生守则,让学生学会科学安排时间。会上,请几位高年级的同学介绍他们科学安排时间的经验。从这以后,我又把在黄岩中学高中学习时的计划学习方法用了起来,每周制定学习计划,按计划学习。除了学习之外,我还积极参加课堂讨论,每次讨论前,都要写好发言提纲。几乎每次课堂讨论,都要举手发言。
抓紧学习的同时,我也不放松体育锻炼。每天起床以后,保持中学养成的习惯,先到盥洗室用凉水擦身。然后,和同学一起到操场跑步。每天课外活动,也和同学们一起,到操场锻炼。冬天到了,北京的冬天,比黄岩冷得多,在黄岩,我可以不戴帽子,不戴手套,但北京不行,不戴帽子和手套,手和耳朵会冻得发疼。北京还经常下雪,不仅下得也比黄岩大,而且下了以后,就站住了,哪怕出了太阳,也不会融化。虽然我不习惯北京的冬天,但我仍然和同学们一起顶风冒雪进行锻炼。我们的锻炼不是没有目的的,而是根据国家体委颁布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简称“劳卫制”)的标准进行。”劳卫制”的检测项目很多,包括田径、体操、举重等,这些项目贯穿着速度、力量、耐力、灵巧,是对身体素质的全面锻炼。”劳卫制”分三个等级,即少年级(适合于中、小学)、一级、二级,过了二级就是运动员标准。因为”劳卫制”去年才开始实行,所以,班里用”劳卫制”一级标准的项目测试我们。测试的时候,我除了1500公尺长跑没有达标外,其它各项全部达标。为了达到”劳卫制”一级标准,我集中力量,坚持长跑。没想到在11月中旬的一次1500公尺测试中,摔了一跤,膝盖碰破了,流血不止,我只好到医务科包扎。我原以为过几天就会好的,没想到由于伤口过大,过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康复(到12月中旬才恢复)。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走路都一拐一拐的,成了“铁拐李”。等到我恢复以后,北京已进入严冬,学校里浇水铺了冰场。同学们都已经开始学习滑冰了。为了赶上同学,我也从班体育干事那里,领了一双冰鞋,跟同学学习滑冰。我以为滑冰很容易,所以刚上冰场的时候,也不问同学滑冰有哪些要领?学习时要注意些什么?刚穿上冰鞋就想跑,结果刚迈步,就摔了一跤,好在摔得不重,摔倒了又爬起来。摔了几跤以后,我知道滑冰不容易,才开始请教同学。同学告诉我,滑冰前,人先应该弯着腰,弓着背,两膝盖靠紧,一条腿迈出去时,另一条腿要轻轻地蹬,开始不要滑得太快,只有等掌握了技巧,熟练以后,才能加快速度。我按照同学教的方法,练习了一个多小时后,才不再摔跤。
除了锻炼外,系学生会还要求普及交谊舞,在学生中要扫除“舞盲”。不知什么原因,跳集体舞我去,跳交谊舞,我不想参加。原因可能是我在农村长大,还有些封建残余思想。为此,班团支部把我列入扫除“舞盲”重点对象,专门派团支部宣传委员冯月华教我。星期六晚上,吃过晚饭后,她就到宿舍,叫我和她到北饭厅学跳交谊舞。我俩进入北饭厅时,里面已奏响了舞曲,同学们都成双成对地翩翩起舞。看到这种场景我想,不跳吧,冯月华领着我来了;跳吧,我又不愿意。怎么办?我想了一个逃避的办法, 忙对冯月华说:“我还不会,你先找别人去跳,我在这儿看着、学着,过一会儿你再找我吧”。冯月华信以为真,找别人跳去了。等她一走,我就溜出了北站厅。第二个礼拜六晚上,她把我拉到北饭厅的时候,我准备故计重演,她却不再上当,非得让我跟她学,但我说什么也不肯学。她坳不过我,有点生气的说了一句:“你是学习班长,为什么不带头学?真是个顽固不化的死脑筋。”
学交谊舞,我是个老顽固,可对组织交给我的其他工作,我是毫不含糊地执行。学校没有建成图书馆楼前,每次,只要老师在课堂上布置参考书,我就上图书馆,根据老师开具的书名,借出书来,发给同学。学校建了图书馆楼后,每个系都有自己的阅览室。我就把老师开具的书单,交给管理阅览室的老师,请他们事先做好准备,等待同学来借阅。写到这儿,我要插叙一句,北京师范大学办学的条件是很好的,图书的复本量很多,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满足同学们借阅的。另外,我也主动帮助课堂笔记记得慢的同学补笔记。我们班有一位叫林丽的女同学,是一位转业军人,她到校的时间比较晚,拉下的功课比较多。我就把笔记本借给她,让她抄写,帮她补笔记。由于我写的字既不规范,又比较潦草,我就主动坐在她旁边看书,等她提问时,再耐心讲解。由于她刻苦努力,没有过多久,就跟上了。
我的政治上进心也很强。入学一个多月后,我就对同宿舍的党员李启民同学提出了入党要求。我先对他讲了我的家庭情况和在黄中的表现。我对他说,我家庭出身不好,阶级烙印比较深,希望组织能严格要求,我愿意接受党组织对我的长期考验。1956年,1月8号,我又在宿舍里写入党决心书。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呢?因为我认为,自己距离入党的条件相差很远,为接受党组织长期的考验,应当先写入党决心书,以此让党组织了解我的思想情况,表明我愿意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希望党组织在我前进的道路上给以帮助,更严格地要求我、教育我。李启民同学听了我的自我介绍,看了我的入党决心书后,热情地鼓励我,让我继续努力,不要松劲。教育我平时也应该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这以后,班里的党小组长孙润昌和党员,经常找我谈话,鼓励我前进。1956年,3月底,年级党支部还邀请我参加了党课学习。
平时,我也虚心听取同学的意见。11月14日生活班长许彬同学批评我,说我在班十月革命节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点自我表扬的意思,平时对进步较慢的人态度也有点生硬。我在日记中检查说:“以前,我老批评别人帮助落后同学态度不好,可是自己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呢?要求别人好,首先自己必须好,我以后必须注意改正。”12月24日召开团小组会议,在会上,同志们诚恳地给我提两条意见,第一条是主观性太强,说我工作时,往往自己想好一套以后,再去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提了又听不进去。第二条是工作中有些缩手缩脚,不能大胆的开展批评。事后我在日记中写:“这两个缺点看起来有些矛盾,但反应了我性格上的胆怯和懦弱,以后要注意改正。”
除了虚心倾听同学的意见外,我还经常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些话:如“为了自我教育,首先应对自己进行严格的、公正的自我批判。”“我以为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选择一个精神伟大、道德崇高的典范,以便做自我批评的比较,但我并不是说盲目的模仿他们,而必须精神饱满的保持住这样一种愿望,在自己身上培养起一种使自己成为理想那样人的习惯。”“要有钢铁般的性格和最大的吃苦耐劳精神。”等等来要求自己。
团小组日记的封皮和内容
为了更好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还建议团小组写团小组日记,在日记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在1955年11月2日的团小组日记中写:“团小组日记,从昨天开始写了,这使我感到兴奋,因为从此我们可以利用团小组日记,更好地进行自我检查,开展相互之间的批评帮助,对工作提出建议。有了团小组日记,我们多了一个谈心的地方,它将使我们在党、团的教育下,更紧密的团结一起,更好地进步。”
这本团小组日记,从1955年11月1日开始,写到1956年1月7日。我一直保存到今天。
十一、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大学的业余生活,种类繁多,比黄岩中学丰富得多。平时经常看电影,有时还要组织参观展览,重大的节日都要搞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在黄岩中学,是难以想象的。
先说看电影。在故乡十里铺,看电影是件稀罕的事情,一年看不上一次,为了看电影,要跑很多路。当年在老家十里铺的时候,听说乡政府所在地——鼓屿要放电影,我和小哥哥西西,或邻居的小伙伴们,早早吃完晚饭,走两公里多去看,到了放映的地方,早已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我和小哥哥西西住在城里天长街的时候,要看电影,也只有等解放军放的时候,才跑到放映的地方,钻进铁丝网,站在后边看。在黄中,学校基本上不组织学生看电影。而在北京师范大学,看电影是家常便饭,几乎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都会放电影。我为节约开支,不能每场都去,即便这样,我查阅日记,从1955年10月30日,到1956年4月7日,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看过印度的《流浪者之歌》,苏联的《列宁在十月》、《被开垦的处女地》、《街头足球队》和莎士比亚的芭蕾舞剧,我国的《天仙配》、《董存瑞》等七、八部电影。除此之外,学校里、系里为了配合教学需要,还放过聂耳、洗星海的音乐录音,“两河流域文化”的幻灯片。
除了看电影,学校里还请中央歌舞团、中国杂技团到学校演出。这种国家级的表演,在故乡和黄岩中学,想看也看不到。
除了看电影、看文艺表演外,每到节日,班里和学校都要搞活动。
1955年10月2日,国庆节第二天晚上,校学生会组织学生搞化妆舞会。我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学生,不像城市来的学生,有各种各样的衣服。我除了两套对换的学生装外,没有其他衣服,只好向上学前当过海军、同宿舍的詹兴启同学借海军服,去参加活动。
1955年除夕,学校、历史系和班里都隆重地组织庆元旦活动。12月31日9点半,先是历史系召开庆祝会。系代表在对同学进行新年祝福的同时,还对国家的发展前景做了展望,他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国的科学要在十二年内达到世界水平。参加了系里的庆祝会,我们又回到班里举行新年联欢会。会场是事先布置的,它是由我们小组根据班团支部要求,在教室里先把课桌围成一圈,再在天花板正中挂上一个纸做的大彩球,又以彩球为中心,用彩色纸条扭曲成拉花,拉向天花板四角,再让班里有“文艺细胞”的王德一同学,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写上“庆祝元旦”四个大字。班里的庆祝活动很隆重,不仅有班里的同学参加,还请来了东方红农业合作社的代表、学校厨房的大师傅代表和我们一起联欢。庆祝活动开始,先请校团委副书记致贺辞,然后由李启民同学化妆成幸福老人,向与会代表和同学们祝贺新年,并发放小礼品。接下来是唱歌跳舞和击鼓传花。十一点多,全班同学和参会人员又一起到饭厅参加全校的团拜活动。快到十二点钟的时候,扩音器里响起了中央广播电台“滴滴嗒嗒”的时钟声。参加活动的同学立刻停止活动,两眼紧盯主席台,当离十二点还差三秒钟时,主席台上的紫红色幕布拉开了,台后是一幅画有工厂和绿色原野的幕布,幕布正中用红色大字写着“1956年”。在主席台中央,幕布前方,放着一尊簇拥着鲜花的毛主席石膏像。北师大的何副校长和工农代表,分别站在毛主席石膏像的两边。元旦钟声敲响的眨那,事先准备好的彩色纸屑,纷纷洒到同学的身上。此时,同学们立刻热烈鼓掌,高声欢呼,共同庆祝新年快乐!不一会儿又转为“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何副校长在欢呼声中向前跨出一步,挥手致意,等同学们安静下来后,他才代表学校领导向全校师生发表新年贺词。何副校长讲话刚结束,扩音器里马上响起了交谊舞的乐曲,大家在相互贺年的欢乐气氛中,尽兴地跳舞。同时学校还开放了游艺室,我对跳交谊舞不感兴趣,邀了几位同学,一起去游艺室活动。
除夕的活动直到凌晨三点钟才结束。
十一月初,历史系还组织学生,去故宫参观敦煌石穴的复制品展览会。我记得这些复制品中,有很多壁画。这些画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每幅画的中心,突出一个主题,再在主题画面的四周,加几小幅宣传佛教教义的图画。这些图画大多数是宣传人在世时应当行善,去世后才能去极乐世界的内容。在这些壁画中,有我以前就熟悉的供养人,飞天。除了壁画外,展览的地方,还复制了一个敦煌石穴,大小和实况一样。石穴中,有复制的佛像,复制的壁画。内容我记不清楚了。
参观结束后,我和詹兴启还一起参观了故宫。故宫的整个建筑金碧辉煌,庄严绚丽,气魄宏伟,极为壮观。据了解故宫的总面积达72万多平方米,传说有殿宇宫室9999间半。我俩商量了 一下,认为在北京学习的时间还长着,以后有的是参观的机会,今天不可能一下子参观这么多地方,所以决定沿着中轴线,走马观花式地看一看。我俩看的重点是外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
太和殿中皇帝的宝座(来自网络)
保和殿。这三座宫殿的宫房都是木结构的建筑,房顶覆盖着黄色的琉璃瓦,宫房底下是青白石底座,宫殿的墙壁上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画。
在三大殿中,我俩在太和殿呆的时间最长。太和殿座落在紫禁城的中心,屋檐四角各有十只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吉祥瑞兽。走进太和殿,我仔细地观看当年皇帝的宝座。它和开学初,我参观过的颐和园的仁寿殿相仿。宝座是一张宽宽大大的靠背椅,放在大殿中间台阶式的底座上,宝座前方是一张桌子,后边是五开张的屏风。皇帝宝座台阶式底座的两边环有 红色的柱子,底座的上方挂有写着“正大光明”四个字的匾额,底座前的左右两侧,各放有一个香炉。我一边看一边想,这就是我在老家经常和西西哥哥、人们说起的皇帝金銮殿,它确实建造得不同凡响。我还在想,以前皇帝金銮殿是不可能让老百姓进去的,可今天,我可以自由地进出。新中国成立了,老百姓当家作主人了,皇帝的金銮殿,也可以让老百姓自由进出,确实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参观三大殿后,詹兴启看了看表,告诉我:“都下午一点钟了,快回学校吧。”我俩赶忙穿过午门,走出天安门,坐公共汽车,回到学校。
十二、听名人、专家报告
在北师大上学的时候,不仅在课堂上有众多的教师、学者授课,而且学校里和系里还经常请一些颇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为我们举行学术报告。在 我 上 学 的 短 短 几 个 月 里,就 请 过 两 位 知 名 学 者 做 过 报 告。一位是北京大学的侯仁之教授,一位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
侯仁之教授给我们讲北京的历史,时间是12月10日,地点是在数学楼一楼的阶梯教室。
侯仁之老师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报告的内容丰富,逻辑性强,极具创见。讲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他语调渐趋激烈。他说:侵略者用烈火烧掉了我们国家的世界园林艺术杰作,这场罪恶的大火教育了中国人民,让我们永远不忘国耻。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告,建筑圆明园的图纸还在,如需要,我们完全有力量将它恢复,让列强看看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讲到北京解放后的新生,候老师兴奋地告诉我们,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政府准备在北京修建十大建筑,这些建筑不仅应当具有当代的最先进水平,还应当让后人为之感到骄傲。他的报告不仅让我们了解北京的过去和今天,还振奋了我们精神,是文道结合的典型。
侯仁之老师的报告,句句打动人心,扣人心弦,让听众的思想随他的讲话而转动,开不得半点小差。他整整讲了三个多小时,可我一点都不感觉到时间长。
12月18日下午,学校请老舍先生给全校学生讲关于汉字走拼音化道路规划的报告。
老舍先生是著名的作家,他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龙须沟》是举国皆知的。所以当我听说老舍先生来作报告时,兴奋异常,午睡的起床铃一响,立即一跃而起,拿起笔记本,跑向会场。我以为去得还早,没想到等进去时,会场里早已座无虚席。
老舍先生一口北京话。他先告诉我们,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很丰富,很奥妙,问题是难学,工农兵学起来很困难,结果是妨碍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速度,所以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必须对汉字进行改革。汉字怎么改革?国家认为汉字改革的方向是走拼音化的道路。汉字改革的具体方针是“约定俗成,稳步前进”。所谓“约定俗成”是指汉字拼音化的第一步是统一全国的语音。语音不统一,就无法拼音。大伙都知道,中国的文字是统一的,但语音却不统一,不仅北方话和南方话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在南方,各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有些地方,甚至隔几十里,方言就不相同,如果让这种状况继续存在,拼音化的道路就不好走。所以要走汉字拼音化的道路,第一步必须统一语音。语音怎么统一呢?首先是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音为标准进行统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相对地说,北方人虽然各省的语音也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差不多,所以河北省的人能听懂河南省人的话,山东的人也能听懂山西人的话。可南方就不同了,福建人讲的闽南话,广东人讲的粤语,这两省的人在一起说话,相互就听不懂,所以要以北方话为基础。对他这一番讲话,我是深有同感的,在黄岩中学高三毕业后,我们去温州参加高考,不就是专门请一位老师,为我们当翻译,而黄岩到温州,也只不过几十里地。说到这儿,老舍先生还指出,北方话的语音虽然大体一致,但是语调还是有区别的。为了求得统一,所以又提出以北京音为标准。因此,搞汉字拼音化,第一步是统一语音。语音统一后,才能搞拼音文字的音标。结论是搞汉字改革急不得,必须稳步前进。
在12月中旬的八天里,我先后听了两位名家的报告,自然而然地把这两位著名学者的讲话,做了对比。我认为两位学者的讲话,各有千秋。侯仁之教授的讲话,旁证博引,事例丰富,推理恰当,结论正确,情感丰富。老舍先生的讲话,虽然事例不多,但语言紧凑,前后串联,语音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总之两位知名学者的报告都很好,我听后,得益非浅。
十三、考到北京的黄中五五届同学聚会
我在北师大学学习、生活的一个多月中,闲暇时,经常会想起黄中的老同学,想起张学成,王云祥的好学,想起罗昌渠的刻苦钻研和动手实践。其间从同学来信中,得知张学成考入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昌渠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电气专业,王云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得知消息后,我很想和他们联系,苦于不知他们的通讯地址, 只好作罢。正当此时,接到了牟正富同学来信,叫我在11月27号,到他所在的北京矿业学院去。接信时,虽然我膝盖上的伤还没有痊愈,走路仍然一蹶一拐的,几经犹豫,还是决定去。
去的那天北京刮着大风。北京的风和黄岩不一样,北京的风,不仅冷,而且还带着尘沙和一股土腥味。我拐着腿,冒着风沙,坐上公共汽车,快到北京矿业学院时,透过车窗,看见了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李忍和牟正富正走在路上,我忙推开车窗,喊住他俩,等公共汽车到站后,跳下去,迎住他俩。他俩告诉我今天的行动计划:“先去石油学院找陈若芝(女同学),再去钢铁学院找牟祥君。”问我去不去?我当即回答:“去” 。于是我们三人一起行动。
我们几个中学的老同学已经有将近两个月没有见面了,所以见面时,倍加亲热,自有聊不完的话。我们五人在牟祥君宿舍里聊了一会儿,李忍有事,先离开,留下我、牟正富、陈若芝和牟祥君。他们三人都是学工的,谈的话题都是微积分呢啊,制图啊,我一句都插不上,只好静静地坐着,听他们谈话。热闹了一会儿后,他们将话题转到了前途上,都说自己学的专业是强项,将来毕业出来,有可能当“官”。他们讲完后,见我一个人静静的坐着,转过头来问我,“你毕业出来以后,干什么?”我回答“当老师”。他们三人虽然没有否定这个职业,但从眼神中可以看出,都有不屑一顾的表情。
一九五五年黄岩中学毕业同学通讯录和蔡校长在扉页的题词
老同学相见时,虽然聊得很痛快,但回到北师大宿舍后,我思想产生了波动。我想难道他们当“官”有前途,我当老师就没有前途?就没有用吗?我又想,没有老师,谁去培养孩子?学生又怎样成长?我们又怎样能考入大学?此时,我想起开学典礼上,陈桓老校长对我们的要求,他要求师范大学的学生应当学习苏联乡村女教师精神,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争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我意识到,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不在于哪一种职业能当“官” ,哪一种职业不能当“官”?职业的不同,只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候分工的不同,不管干哪种职业,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主观能动性,都可以干出一番事业,都可以有所成就。如果现在就为学师范而苦恼,影响学习,变成懒汉,将来毕业出去工作的时候又怎么办?我应当从现在开始,按陈老校长要求,牢固地树立专业思想,学好专业知识,为将来的工作打好基础。将来毕业后,也一定要努力搞好教育、教学工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作出贡献。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意识到,所学的专业和环境对一个人的成就固然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主观的努力。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继续安下心来,投入到学习中。
几天以后,12月15日,我又接到了牟正富同学的来信。信中附有一本《友谊册》(实为通讯录)。我翻开仔细地看了一下,知道考入北京各个大学的黄中同学共有16人。我想能不能把这16位同学联系到一起,到天安门前照相,留个永远的纪念?想好后,我分别给牟正富、罗昌燕写信,和他俩商量。商量的结果是由我们三人牵头,分别根据通讯录上的地址与其他十三位同学协商。经过信件的来往,最后协商确定:等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在1956年2月16日,也就是农历年的正月初三,放寒假时,我们聚会。
2月16日上午,我的腿伤已好,我按时赶到了天安门。过了一会儿,已经联系上的16位同学中的十三位同学, 也陆续地汇合到一起。我们十三人虽然在黄岩中学的时候,分别在三个不同的班上课,平时也不太来往,但这会儿碰到一起,都没有半点隔阂,反而分外亲热。大家见面以后有说不完的话,我们相互诉说着半年来的学习和生活,交流着学习和生活的体会,有意义极了。
黄中55届老同学在天安门前的合影
最后我们十三位同学在天安门前,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相片我一直珍藏在相册中。
考入北京的黄中同学聚会后,我利用寒假,到这几位同学所在的矿业学院、邮电学院、石油学院、钢铁学院、北京大学,去
看望他们。这几座高等院校除了北京大学外,都是新建的学校,都在学院路周围。论距离,离北京师范大学最近的是北京邮电学院,当时该校的校址在小西天,在北师大的东南面,连一站距离都不到。最远的是北京大学,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北面。论环境,北京大学最好。在我记忆中,北京大学校内环境最漂亮的是未名湖四周。未名湖位于北京大学校园中北部,四周林木葱茏,湖的南部有翻尾石鱼雕塑,湖的中央有湖心岛,湖的南岸有钟亭、临湖轩、花神庙,湖的东岸有钱穆教授起名的博雅塔,十三级密檐的塔身倒映在碧波之中,更给秀丽的湖水,增添了几多姿色。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新校区正在新建中,和其他几个新建的高等院校,差不了多少。
十四、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这一年,我国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1955年7月末,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了合作化过程中的右倾主义。他做报告后,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全国又掀起了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高潮。
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年轻学子,也为这两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兴奋不已。
1955年11月27日,学校请农业部的廖鲁言副部长到学校作报告。听说部长到学校作报告,我很高兴。因为我在黄岩县,听县长的报告都很困难,而现在做报告的是中央农业部的副部长,从行政级别上说,不知道要比县长高哪去了,在北京上大学真不简单!我提前走进会场,会场里已经人头挤挤,座无虚席。报告在两点钟正式开始,此时我看见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陪着一位陌生人走上讲台,我估计这位陌生人就是廖鲁言副部长。校党委书记等廖副部长在讲桌就座后,宣布报告开始,会场上响起一片掌声。
听得掌声,廖鲁言副部长在讲桌后站起来,向大家挥手致意,等掌声静下去以后,开始讲话。廖副部长先简单地回顾了中国合作化的道路。他说,中共中央在全国完成土地改革后,于1951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的决议(草案)》,到1952年年底,全国已经建成农业生产合作社48万个。1953年春天,我国加快了互助合作的步伐,到1954年春天,全国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已经发展到10万个。到年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有48万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0.3%。接下来他告诉大家,毛泽东主席对全国的互助合作运动抓得很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在今年4月底到5月初,召开了第三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决定到1956年春天,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将要发展到100万个。他说用不了多久,我国的五亿农民,将会全部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他指出,五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运动。他又说,在开展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我们还要有计划地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在报告中,他还提到了合作化过程中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限制、改造富农、地主。在合作化初期,我们不让富农、地主参加农业合作社,过一段时间后,可以先让那些表现好的、老实的富农、地主参加,对表现一般的,可以先让他们当候补社员,表现不好的,在合作社里继续加以管制、改造。廖鲁言副部长的报告,对中央的各次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首长的讲话,了如指掌,十分清楚。对互助组、农业社的数字,讲起来如数家珍。报告的内容有根有据,合情合理,问题分析得十分透彻,确实有很高的水平。给我的感觉是中央部长的讲话确实有水平。
在请廖鲁言部长讲话的前后,历史系又多次组织我们参观、访问北京郊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或集体农庄)。
第一次在10月23日,去东方红集体农庄,因为我腿伤没有好,多走几步,伤口就会出血,所以没有去。
第二次在11月15日,去东方红集体农庄,我的腿伤已稍有好转,我参加了。
第三次在12月6日,去大东寺乡农业社,此时我的腿伤已好,可以自由行动,我参加了。
第四次在12月21日,去东方红集体农庄,我参加了。
第二次去东方红集体农庄,虽然我腿还没有完全恢复,但可以一拐一拐地走动,所以跟着大家一起去。到了东方红集体农庄后,先由农庄主任向我们介绍了东方红集体农庄的发展和分红的情况。他把农庄的收入和单干户的收入做了对比,证明集体农庄的收入比单干户要高得多。接下来他说,集体农庄干部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思想有很大的转变,决定加快合作化步伐。他讲完后,又根据我们要求,让农庄中的三个生产队的队长带着我们摘棉花。棉花地很大很宽,不像我们老家的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棉花地由东向西一大片,一眼望不到边。带队的生产队长,让我们每人采摘一垄,分配后又发给每人一块布,叫我们把布兜起来,将采来的棉花放到兜布中。同学们在冬日阳光照耀下,开始劳动,棉花地里马上充满了学生的谈笑声。采棉花是轻体力劳动,干着不觉得太累,干了不大一会儿,就到了中午。十二点后,大家集中一起,告别了东方红集体农庄,回到了学校。
访问大东寺乡农业社的时间是12月6日。上午7时50分,我吃完早饭,就赶到数学楼前集合,系学生会主席向我们说明此次去的目的,是为纪念“12·9”运动,让学生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天虽然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大地,但因北京的12月初已进入寒冬季节,地面冻得硬邦邦的,上面还积有一层白霜。我穿上东东买给我的新棉袄,和同学们一起,冒着刺骨的北风,步行去大东寺乡农业社。在去农业社的路上,我把北方的农村和老家的农村做了对比。在故乡,入冬后的田野,虽有为数不多的休耕地,但大部分都种上了苜蓿、蔬菜、油菜,所以看上去绿油油的一片。而这里,地上虽也种有麦苗,但长得很矮,不细看还看不清楚。房子也不一样,故乡农村的房子,大部分是板木结构的瓦房和二层楼。而这里是泥土结构的小矮房。正当我将北京的农村和故乡的农村进行比较的时候,系学生会主席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来的人数比较多,先要到大东市乡小学的操场上集中,再等待乡里分配。我们在操场等了不大一会儿,大东寺乡的乡长来了。他的开场白很风趣。他说:“听说同学们带来了精彩的节目,我十分欢迎。如果真的精彩,欢迎你们再来。我更希望,同学们能在元旦、春节的时候,带节目来,和我们一起共庆丰收,欢度节日”。开场白结束后,他简要地介绍了大东寺乡合作化的情况,并根据我们带队领导要求和乡里农户情况,把同学们分成了七、八个小组。因去的人多,所以一个组的人很多,我所在的组就有30多人。我们这么多人一起走进乡代表泥土结构的小矮房子,把房子塞得满满的,除个别同学坐到土炕上外,大部分同学都站在房间里。主人很热情,又泡水,又倒茶。接着,他应我们的要求,对我们叙述了乡里合作化的过程和劳动生产的情况。因为这次访问,同学们是步行去的,走路化费了较多时间,所以等他讲完后,已经过了中午,我们怕耽误他做午饭,只好匆匆地结束访问,回到了学校。
去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间是12月21日。去的目的是和社员们一起积肥。北方农村冬季的积肥,和故乡也不一样。我在故乡是把野草和泥土(或稻草的根)堆在一起用文火烧,烧成草木灰,再撒到苜蓿地里。而这儿是把枯草和泥土混在一起,堆放在冰冻的小河里。刚开始干,由于天寒地冻,有点冻手冻脚,干一会儿就好了。劳动的过程中,我们还听到一起干活的社员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就是在我们第一次来后的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乡的农户,已经全部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听到后,感觉到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真快啊,它证明了毛泽东主席在7月31日作的《关于农业村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的论断是正确的。
这一年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加快了步伐。
北京在进行农村合作化的同时,也加紧了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轰轰烈烈进行,极大地震动了工商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识到,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所以纷纷要求提前进行公私合营。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宣布全市工商界实行公私合营。消息传到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群情振奋。各系在系学生会带领下,打着红旗,提着大红灯笼,边放鞭炮,边敲锣打鼓地走出校门,去北京市委报喜。我们上了大街以后,才知道庆祝公私合营的队伍,不仅有北师大一家,还有许多所高等院校。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打着红旗,敲着锣鼓,上街了。北京的老百姓站在街道两边,放鞭炮庆贺的同时,还为游行的群众队伍送来开水。当我们走到西长安街的时候,学生的队伍碰上了手工业工人的队伍。两支队伍,相互欢呼、道贺,共同汇成去北京市委报喜的洪流。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穿着一件翻毛领的呢子长大衣,站在市委门口,笑嘻嘻的,向报喜的群众队伍不断的招手致意。
1956年1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的参加者”。
十五、奶奶寄来橘子,我惦记着西西哥哥
1955年年底,我接到猫姐寄的明信片。告诉我,“奶奶从老家寄来橘子,有你一份”,要我回去拿。星期日我到家走了一趟。看到了金黄色的“本地早”(橘子名称,很甜),我马上想起还在故乡生活的奶奶、泾南和小哥哥西西。
奶奶从知道爸爸回国定居北京后,每年只要摘下橘子,第一件事就是挑选最好的寄给爸爸。我在黄中念书的时候,叫我寄。今年夏天我来北京后,估计得由西西寄,从包裹单上写的字迹看,确实是西西写的,证明我的猜察没有错。
看到“本地早”,我先想起他们三人的生活。土改后,奶奶和我们家只留下来两丘稻田和两处橘园(具体有几亩我说不清楚,当年也没有过问)。我只知道两丘稻田打下来的稻谷,加工成米后,够我们四个人吃一年。两处橘园结的橘子,每年可以卖三四百块钱,生活虽不宽裕,但只要省吃俭用,也够花。后来,橘子销路好了,挑选出质量好的,还可以卖到国外,当年十里铺将这种橘子称做“外销橘子”。据奶奶说,一斤“外销橘子”可以换一斤钢材,每斤可以卖到两三毛钱。质量差的的橘子,在国内卖,叫“内销橘子”,每斤只能卖四五分钱。家家户户,为了多挣几个生活费,都舍不得吃“外销橘子”,只吃“内销橘子”。而这次奶奶寄来的“本地早”,我一看就知道是“外销橘子”,是我们在家时舍不得吃的橘子,可见奶奶对爸爸和我们的深情厚意。
奶奶的生活是节俭的,她信奉佛教,常年吃素。她吃的绿色蔬菜,都自己种。她的窗外,有几垄菜地(具体的数字,我不清楚),一年四季,都种有蔬菜。在我记忆中,这几垄菜地从没有休闲过,不是种着豌豆、蚕豆,就是种着芥菜、菠菜、上海青等。在我住的小楼北边,屋檐下的地上,还种有南瓜。奶奶种上蔬菜后,自己间苗,施肥,浇水。我去北京师范大学上学前,她还曾为我的学费、饭费担心。她曾对我说“听别人说,大学的学费、饭费,比中学贵得多,搞不好,家里没有手力(黄岩话,即经济力量)支付”。我到学校了解情况后,在给西西写信的时候,让他转告奶奶,师范大学不要学费,免费吃饭,她才放心。
同时,我也想起了西西。西西是我家八个弟兄中最聪明,学习成绩最好的人。他有远大的理想,病休以前,我俩一起走读上学,晚上同一张桌子做练习,空闲的时候,他常和我谈人生,谈将来,常说长大了一定要做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要干一番大事。没想到初中毕业后,因患肺结核,在家疗养。开始的时候,他对治疗疾病,很有信心。一年后,仍然低烧,没有办法复学,为此他很苦闷。他虽然苦恼,但认为不能让时间在病床边溜走。决定边疗养,边学习。所以让我在黄中每星期至少替他借两本课外读物。解放初期,黄中图书馆里馆藏的大部分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小说。我就为他借《钢铁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无脚飞将军》、《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被开垦的处女地》、《金星英雄》……阅读后,他常对我说,做人,就应该做像保尔柯察金,卓娅和舒拉,奥列格、邬丽娅、万尼亚、谢辽沙、刘芭等那样的人。我俩相互勉励,我让他学习英雄,坚定信心,战胜疾病。他让我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我考上了大学,他也战胜了疾病。
我来北京后,让我不放心的是,我在黄岩中学上学的时候,没有住校前,两人可以天天见面,上了高三,我虽然住校了,但每星期回家一趟,两人仍然可以经常见面,相互诉说、交流。但从去年八月底,我离开故乡后,不知道西西这半年多一人在家,没人替他借课外书,他都读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他一人和奶奶、泾南是怎样生活的?
我虽然想念西西,可是因为我刚到新的环境,新的学校,成天忙于适应新环境,适应大学学习,很少给他写信。我只在国庆后和十二月九日给他写过两次信,可却迟迟接不到他的回信,直到今天,接到他橘子的时候,才接到他短短的一封信,告诉我们家乡的收成还好,只是独自一人的时候,常呆呆的坐着,有一种孤独感,其他再也没有说。我从爸爸那儿拿了几个橘子,回到了学校,忙着分给同学吃,接下来又在宿舍里给奶奶、泾南、西西写信,告诉他们,橘子收到了,爸爸、猫姐让我转达对他们三人的谢意,并让西西哥哥常来信。我又告诉他,我十分体谅他的情况,希望他继续以英雄人物为榜样,战胜孤独感,坚强地生活。2月16号,我接到了西西的回信,告诉我家乡合作化的情况,不再提孤独感了,我很高兴。
十六、获得“优等生”称号
在轻松愉快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中,一学期很快过去,学期考试即将开始。一九五五年,学校里很多管理制度都学苏联的一套,期末考试也不例外,采用口试。口试对我来说,既新鲜、稀罕,还带有点恐惧,因为从小学到中学,我所经历的考试方法全都是笔试,口试怎么考,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听老同学说,口试是老师面对面提问学生,稍一紧张,会忘得一干二净,何况坐在学生面前的是两位老师,更给参加考试的学生增加了无形的压力。
为了减轻压力,做好期末考试的准备,1956年1月6日下午,我们班,请二年级的几位同学到班里,做关于如何准备,并参加期末考试的经验介绍。听完后,分组讨论。不凑巧,分组讨论时我发烧了,只好拥着棉被坐在床上参加讨论。二年级同学在介绍中说,考试前必须要制订一个复课迎考计划。复习过程中,必须认真全面,不得放过任何一个小问题。复习和考试的过程中,也应注意身体锻炼,保证身体健康。复习的方法,既可以个人复习,也可以组织小组复习。考试的时候,千万别慌张,一时想不出来,慢慢想。二年级同学的介绍,对我们复习、考试很有帮助。
1956年1月24日,我们年级进行第一场考试。这天早晨天空飘起了雪花,为了消除紧张心理,吃过早饭后,我不再看书,先到隔壁宿舍和同学聊了几句,又到考场边溜达,了解情况,然后回到宿舍。等到离考试时间还差三十分钟时,我约同宿舍的武树帜同学冒雪去考场。
我记得当年口试的试场有两个房间,第一个房间是准备室,是考生抽签拿题目、自我准备的地方,第二个房间是口试的房间,两位主考老师坐在里面,听学生回答考题。
考试还没有开始,我和武树帜站在准备室外边的走廊里等待传唤,紧张得心脏蹦蹦乱跳,像打鼓似的,在寒冷的元月,手心都渗出了汗水。在考场门口,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既像热窝上的蚂蚁,也像一只没有头的苍蝇,漫无目的地来回踱步。好不容易等到九点钟,才听到老师叫我的名字,我连忙慌慌张张地走进准备室,此时我的心脏跳动得更为厉害,感觉到快跳到嗓门眼了。
第一场考试的科目是“马列主义基础”。我进了准备室,从老师送过来的纸盒里抽出了考题,当我打开折叠着的纸条,看到考题是“《两个策略》一书中,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联共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时,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了下来,因为这两个考题,我都复习过,记得烂熟。我拿到考题后,坐在准备室的桌子旁,很快就写好了答题的提纲。写好后,我坐着等待老师再次传唤。听到叫我的名字时,我沉着地走进口试的房间,坐在主考教师对面。老师微笑着对我点点头,接过考题,让我回答。回答考题前,我首先声明,我是南方人,说不好普通话,要是听不懂,请老师提问,我可以再说一遍。讲完后,我胸有成竹地讲开了考题的内容。在我回答过程中,老师全神贯注的听着,没有插言,我估计老师听懂了,更放心大胆地继续回答下去。等我讲完后,老师又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回答了。过了几天,我拿回记分册,打开一看,是“优等(即五分制的5分)”。我很高兴。
第二门考试科目是“中国古代史”。主考老师听了我回答后,说我“理解力强,善于综合分析问题,记得大部份都对,但也有些小错误。以后要注意加强地理知识的学习”。成绩是“优”。
第三门考试科目是“世界古代史”,主考李雅书老师听了我对考题的回答后,温和地对我说:“回答得不错,个别地方还有自己的见解。”然后在我的记分册上写了个“优”字。
没想到进入大学后第一学期的三场考试就这么顺利地通过了,而且三门课的成绩全是“优”,得到满堂红,我甭提有多高兴。
2月21日,全班推选“三好”积极分子。同学们在推选我的同时,也对我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归纳起来是:“注意体育锻炼不够。对人一团和气,开展批评不够大胆”。我表示,诚恳地接受同学们的批评,以后要努力克服缺点,继续用“三好”的标准要求自己,更刻苦的学习,继续提高成绩,为毕业后当好人民教师,为人民教育事业做更大的贡献,奠定坚实的基础。
记分册和学校赠送给 “优等生”的奖章、笔记本
三门课的成绩全是“优”,得到满堂红,我甭提有多高兴。
3月3日历史系公布了“优等生”名单,授予我“优等生”称号。当天下午,被授予优等生称号的学生乘坐校车,到师大北校区参加优等生表彰大会。会上,陈垣老校长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要求优等生戒骄戒躁,踏踏实实地学好各门功课,努力向科学进军,为人民、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接下来,优等生代表发言,陈垣老校长和校领导给优等生们发了奖品。我拿到了封里写有“向科学堡垒进军,赠给优等生”,并盖有陈垣老校长签字章的一本笔记本和一枚上面刻有“三好”字样的五角星形状奖章。
会后,陈垣老校长、学校其他领导和优等生合影留念。我的位置正好在陈老校长后边,我感到十分幸运。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根据系里要求,班里组织了“中国史学学科小组”,我报名参加了这个小组。
十七、和苏联专家辩论。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总结报告。不久在一次非公开的会议上,他又作了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了决议。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责斯大林利用《斯大林传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大肆颂扬个人功绩,利用颁发”斯大林奖”,树立”斯大林纪念碑”以及用自己名字命名企业和城市,来助长个人迷信。他还谴责斯大林依靠酷刑迫使清白无辜的人民招供,并将他们大量处死;谴责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没有对赫鲁晓夫的报告和他对斯大林的谴责进行公开的争论。3月下旬《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个人崇拜的错误》的评论,主要内容是斯大林同志在工作中,鼓励人们对他的崇拜,同时指出个人崇拜的危害性。但这篇文章只讲了他的错误,却没有具体事例。4月5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声明,认可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
斯大林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被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真理的化身。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苏共20大一反常态的做法,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解放初期我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一边倒,倒向苏联。我在黄岩中学就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斯大林去世的时候,还到黄岩小东门广场,参加了追悼大会。没想到事隔三年,要对他来个彻底的否定,我的思想转不过弯来。我在日记中写“苏联20次党代表大会,弄得世人莫名其妙,斯大林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他伟大的学说和功劳呢?为什么在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一句也不引用斯大林的话,而只有批判?”
我到北师大学习,第一学期的三门主课中,有一门就是“马列主义基础”。学这门课的时候,用的是苏联专家编写的“马列主义基础”铅印讲义,主要参考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因为是主科,所以大家学得很认真。学了一个学期后,满脑子装的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内容和观点。现在要我们对这本书来一个彻底的否定。不仅我的思想转不过弯,同学们也转不过弯。大家在宿舍里,经常争论这些问题,但始终统一不了思想。
因为我是学习班班长,和苏联专家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只要我思想转不过弯,有想不通的地方,就会向苏联专家提问题,向他们请教。我能记起来的问题大致有:斯大林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列宁去世后,苏联一直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进行建设,把国家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对这段历史该怎么评价?第二次反法西斯战争不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胜利了吗?如果斯大林犯这么大的错误,又怎么可能领导苏联取得胜利呢?还有被我在考试中背得滚瓜烂熟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由斯大林同志起草定稿的四章二节,在当时被捧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现在又该怎么看?……可能由于苏联专家思想也没有转过弯来,所以对我提的问题,不是回答得令我不满意,就是支支吾吾地打发过去。因为找不到满意的答复,所以我还是要找他们继续探讨问题。
可能这一情况,被苏联专家反应到历史系办公室去了。系办公室的老师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谈了一次话。告诉我,苏联专家也很苦闷,你就不要为难他们,找他们麻烦了。向他们请教问题,怎么能说是为难、找麻烦呢?为此,我辩解说:我不是找麻烦,是对有些问题想不明白,请他们帮着解决。找我谈话的系办公室老师,听了解释以后,也没有再说什么,这件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十八、和史二年级同学拜访吴晗
4月24日系里通知,要我们班的中国史学学科小组和二年级的同学一起,于第二天下午去北京市人民政府拜访吴晗副市长。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因为吴晗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是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能见上这么有名的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北京的春天,来得比故乡晚,但我们去的这一天—4月25日,春已到北京,师大校园里白杨树的枝条上,已长满了嫩绿色的树叶。我们迎着暖风,在校门口乘14路公共汽车到新街口,再换乘电车,到西长安街北京市人民委员会门前下车。
北京市人民政府进门有一个庭院,院子中间有假山,四周种有花草树木,两棵大树已冒出新芽,洋槐上挂有成串的白色槐花,散发出阵阵清香。我们走进大门,先向北走了一段路,再拐向东,不大一会就进了会议室。会议室很大,有十四个窗户,每个窗台上都放有百合花,挂着褐色的窗帘。春日的阳光被帘布遮挡着,房间显得有些幽暗。会议室正中放有长方桌,铺着白色的台布,四周放有沙发椅。正当我在观察会议室时,头顶上的日光灯亮了。吴晗副市长,在亮灯的刹那,走进了会议室。我立即收回目光,和大家一起热烈鼓掌欢迎。吴晗副市长也向我们招手致意。这时,我突然听见弹钢琴的声音,谁在这个时候弹钢琴?我很奇怪,寻声看去,原来是会议室后边一座落地大钟,哦,原来是时钟在报时!此时,时针正指向两点半,吴晗副市长来得正准时。他边向我们招手,边走到放着一盆红色百合花的讲台后坐下。
吴晗副市长中等个,头顶微脱,载着金丝边眼镜,对着我们微笑,等我们停止鼓掌后开始讲话。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内容很丰富,我记得的有以下几点。
他的开场白是:“热烈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学到这儿做客。你们是我国历史研究的接班人,看到你们,我很高兴。你们想要让我讲讲对研究中国史的意见,我就按你们的要求说几句。我说的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接下来他转入正题。
他说,中国历史科学的水平很高,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因为我国历史悠久,史料丰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研究者的水平很低,到目前为止还拿不出一本像样的好书。而且写历史书的人也不多,只有二三百人。写中国史,想靠外国人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风俗习惯、感情都和中国不同。写中国的历史,必须靠中国人自己干。
你们问我,为什么要学历史?写历史?我告诉你们,学历史科学的目的,不仅仅在回忆过去,而是要以史为鉴,引导人民向前走。我们不仅应当让中国的历史研究,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占一席之地,更应当让中国的历史科学研究占世界第一位。这是我们的任务,更是你们的任务。
吴晗副市长接下来告诉我们,我国的历史研究有很好的条件。第一、祖先留给我们的不仅有丰富的史料,如25史、杂史、地方志、传记、甲骨文、金文、石刻、小说、戏曲等等,还有丰富的历史档案,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的史料应该是世界第一。第二、除了上述文字资料外,我国还有许多地下史料,解放以后出土的地下文物就有20多万件,它们比文字资料更真实,更有说服力。
怎样学习历史,和掌握研究历史的方法呢?他说,我认为,首先应当学习和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它是分析史料、研究历史的武器和指导思想。其次要掌握读懂史料文字的方法。不仅要学会现代汉语,还要学会古代汉语,除此之外,还要学习一、二门外语。因为语言是分析史料、研究历史的的工具。第三、学习和研究历史,必须端正研究态度,刻苦钻研,勤于动脑、动手、动脚。
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在研究历史上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愿意为你们的学习、研究提供方便,比如绘制历史地图,编纂你们所需要的历史资料……
我还要说,搞历史研究必须集中一个专题,研究出成果以后,再研究第二个专题,不要想一口吃一个胖子,什么都研究。如果什么都想研究,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结果什么都搞不成。当然,在研究一个专题时,可能会出现副产品,但不能因为想出副产品,而放松了对主题的研究。
最后,他说,我还要讲一条,做学问必须老实,勤快,不能偷懒。懒惰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向玄奘学习。他为了弄懂佛经,不怕艰难险阻,不远万里去印度求真经,直到弄懂为止。玄奘的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吴晗副市长的这些话,当时我还体会不深,以后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懂得了他所讲的深刻含义。
吴晗副市长讲完后,在分手以前,还应我们的要求,和我们合影留念。可惜合影以后,我没有拿上相片。
十九、“五一”在天安门前当标兵
拜访吴晗副市长后,没过几天,“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
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我参加不参加游行呢?参加游行,虽然能再次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看不到游行的全过程,思来想去,我决定参加标兵。因为标兵站在天安门前和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虽然它的任务是维持游行队伍的秩序,但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必须在游行队伍之前到达指定位置,在最后一拨群众游行队伍通过后撤出,因此,当标兵的,不仅可以看见游行全过程,还有可能在面对天安门的时候,长时间地观看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人。当然,当标兵也有遗憾,就是看不见群众游行队伍之前的文艺大军和体育大军。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因为不当标兵,参加游行也看不见这两支大军。因此,我决定报名参加标兵。
领导对标兵的要求非常严格,他要求标兵执行任务时,必须精神抖擞,集中注意力,挺直全身,站立在指定位置,除了前后转动之外,不得随意活动。在群众游行的过程中,标兵只能根据游行队伍的情况,喊两句话:一句是当游行群众,因情绪激动,挤碰你的时候,得立刻喊:“不准挤标兵。”另一句是当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前,为了能看清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放慢脚步时,得立刻喊:“大步赶上,不要停留。”经过近一个多月的训练,达到了要求,领导才批准你当标兵。
“五一”这天,早晨多云,还有点冷。但寒意挡不住人的热情。标兵们根据要求,都穿上节日盛装。女同学穿上了白色上衣,色彩鲜艳的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男同学也穿上了新衣服,有的还穿上了西服。我没有新衣服,只能穿上从家乡带来的、黑洋布做的制服,为了避寒,还在里边加了一件毛背心。标兵们穿戴好后,赶到操场集中,提前出发。以便在游行队伍来东西长安街前,准时到达指定地点,执行任务。
当时没有汽车运送,标兵必须徒步赶到指定地点,但他们有一个特殊权利,就是在行进中,遇上游行队伍挡住去路时,可以让他们停下,让标兵先过。为了尽量避免发生上述情况,领队事先选择了冷僻的街道,带着我们赶路。但是因为参加游行的人数很多,据了解全城有五十多万群众参加游行,所以赶路过程中仍然避免不了碰到前去参加游行的队伍,遇到这种情况,领队只好根据规定,请他们稍稍等一等。这时,我会听见游行队伍中的人发出 “啧啧”地赞叹声,用羡慕的口气说:“看,他们是标兵,多精神!”我们在领队的带领下,经过新街口、穿过北海公园,通过了南长街,按时到达东长安街的大马路上。
此时太阳已钻出云层,高挂蓝天。东西长安街,为了保证游行顺利进行,已不通行公共汽车和电车,整条街道空无一人,显得特别空旷、宽阔。
到东长安街后,我被领队分配到天安门东侧的指定地点。这时离群众游行开始的十点钟,还有半小时。我虽然按规定,挺直全身,站在岗位上,但心是平静的,头部也可以随意转动,四面观看。我先看了看天安门城楼,城楼上虽然和去年国庆节时一样,悬挂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大红宫灯,插上了红旗,但上面空无一人,城楼左右两侧的观礼台上也空无一人。我又将目光转向广场。广场北边,和天安门城楼两侧相对称的地方,竖立着巨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画像的两边,插着很多面红旗。和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巨幅画像相对的广场上,竖立着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孙中山先生画像南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馏金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马、恩、列、斯巨幅画像后边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齐刷刷地坐着参加开幕典礼的群众。我又收回目光,转向东长安街,只见刚才还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此时已站上了少先队员的队伍,男队员上身穿白色衬衣,下身穿蓝色短裤。女队员上身穿白衬衣,下身穿绿色的裙子。他们脖子上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头上戴着彩色花环。少先队员后边,是一片红旗,红旗下站有身穿色彩鲜艳的护旗女工和身穿蓝色衣服、肩扛“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工人仪仗队。见到这两支群众游行的先导已来到指定位置,我知道庆祝大会和游行即将开始,我们标兵也要马上执行任务,我立刻停止观看,把精力集中到执行任务上。
这时,扩音器里响起了彭真市长的声音:“现在请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登上天安门。”稍停一会,彭真市长又宣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现在开始。”话音刚落,前门方向响起了二十八响礼炮,响声过后,广场上空飘起了一股黑烟。接下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大会结束,彭真市长又高声宣布:“现在请中央首长和毛主席检阅我们群众游行的队伍。”话音刚落地,高音喇叭中马上响起了进行曲的乐音和群众游行实况的广播。我知道得执行任务了,立刻全神贯注,集中注意力,笔挺地站立在自己的岗位上。
群众游行队伍过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我刚才看见的少先队员。他们经过天安门前,都情绪激动,激情奔放地又蹦又跳,摇动着花环,用清脆的童音高声呼喊:“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紧随其后的是我刚才看见的护旗女工和工人仪仗队。紧跟在仪仗队后面的是在北京参加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六千多名代表,他们胸佩奖章,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地走了过来,快到天安门的时候,他们有节奏地摆动着胳膊,高声呼喊:“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三部分队伍过后,群众游行队伍过来了。群众游行队伍八十人一排,走向天安门。他们的队伍中,除了扛有大幅标语牌外,还夹杂有各种各样的彩车,车上有汇报生产成绩的大标牌,有各种建筑模型、化妆成少数民族的群众等……他们经过天安门时,也都热情奔放,高呼口号。他们中有些人为了能看清楚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和中央首长,都尽量向天安门这边挤过来。这就苦了我们这些当标兵的,为了维持秩序,让群众游行队伍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得不断地放开嗓门,高声呼喊:“大步赶上,不要停留!”“不准挤标兵!”游行群众虽然拥挤,但都很听话,当他们听到标兵的喊声后,都自觉地回到原来的线路上,继续前进。我本来想通过当标兵,观看游行的全部过程,这一目的虽然达到了,但由于游行的人数太多,中间夹杂的彩车太多,看得我眼花缭乱,看过后,都记不清看了些什么。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人的海洋,热情奔放的人流。
快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起了一大群五颜六色的气球,其中有些大气球底下还拖着长长的、书写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红色标语布。我知道游行很快就要结束,标兵也快要完成任务了。十二点正,我们跟在最后一批游行队伍的后面撤了出来。经过天安门时,我立刻全神贯注地看着天安门城楼。我看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和我在去年国庆的时候看到的一样,穿着银灰色的衣服,戴着帽子,有时摘下帽子,挥动着向群众致意,有时又和走到他旁边的其他中央首长俯身交谈。过了天安门,我还恋恋不舍地回头看望。
“五一”晚上,我也没有去天安门广场参加联欢,而是和一些同学站在新落成的文史楼楼顶的阳台上,向南观看天安门广场上的焰火。八点半,在天安门方向的夜空中,升上的几颗像星星一样的火球,然后传来“轰”!“轰”地几声响,这时原来的几颗星星一样的火球,迅速向四周扩散,变成其大无比的花团。黄、红、蓝、绿、白、紫色的彩花盛开在花团中,恰似仙女在天安门上空撒下了五彩缤纷的花朵。缤纷的花团闪动着、变幻着、膨胀着、撒落着,这一团刚暗淡下去,新的更美丽的一团又升上了夜空。天安门上空花团锦簇,响声不绝。紧接着各种颜色的探照灯光柱又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上的夜空,交叉一起,集中一点,在缤纷的花团中旋转起来……
在文史楼楼顶阳台上观看天安门广场上的焰火,虽然没有像去年国庆节那样,身临其境壮观,但对我这个来自县城的学生,也是够美丽的。
二 十、患重症神经衰弱,休学回家
过了“五一”,一年级第二学期又过了三分之二,再过一个多月,又要期末考试到了。为争取好成绩,我必须订出计划,抓紧时间,努力复习。可就在这关键时刻,我患了“重症神经衰弱”。
这个病什么时间开始?我记不清楚,查阅日记,发现我在1955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上中学时,我精力充沛,不管干什么都一往无前。而现在一想前进,就会想到‘神经衰弱’这四个字,我羡慕马克思,恩格斯的身体,可是光羡慕没用,而应当努力锻炼,增强身体素质”。1956年2月1日的日记中又有这么一段记载: “我终于鼓起勇气,到学校医务室看病。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并告诉我,如效果不显著,下一次再去。走出医务室时我想,要给疾病一个彻底的反击,争取早日恢复健康,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学习工作。”从这两篇日记分析,估计我的神经衰弱症从1955年年底开始,到1956年年初有所加重。
开始,我还寄希望于校医务室,想通过治疗,治好这个病,恢复身体健康,没想到越治越严重。到三月份,有时彻夜难眠,起床后,整天头晕、头疼。本想午睡时补一觉,可到了午睡时,还是睡不着。所以白天上课时,眼睛经常发黑,晚上自习时,头昏昏沉沉,光想瞌睡。等到熄灯,躺到床上却来了精神,不管我采用什么睡姿:仰卧或侧卧,辗转反侧,都睡不着,直到起床铃响,才强打精神起床。因此白天无精打采,没有精神,严重影响了学习、工作和体育锻炼。这时,我开始考虑起休学这件事,3月8日,我在日记中写“是否要休学呢?以便集中时间养好身体,然后再准备长期、有力地向科学进军,如果像现在这样拖下去……学习钻不进去,锻炼坚持不了,作为班干部,做不到以身作则,还算什么干部?”
休学还是不休学?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反复考虑和思想斗争,我决定找系办公室商量。5月21日,我去系办公室谈我的思想情况,系办公室要我先去校医务科了解病情,再根据病情,自己决定。根据系办公室的意见,我去了校医务科。大夫说:“你是重症神经衰弱。根据病情,你最好休学。但是否休学,你自己决定”。
那怎么办?我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我写信给爸爸,想听听他老人家的意见。5月26日我接到爸爸的回信,同意我休学,但希望我明天回家一趟,具体商量后,再做决定。
第二天,我回到了西四北大街五条16号。在家里,我对爸爸详细地谈了最近几个月的身体状况。爸爸告诉我,抗日战争初期,他在上海哈瓦斯通讯社工作时,也曾得了失眠症,难以维持正常工作,只好回十里舖疗养。讲完这段经历后,爸爸告诉我,五条16号,房子小,院子不大,休学住在这儿,环境不好。十里铺老家,房子多,四周又都是橘园,稻田,空气新鲜,环境安静,如果休学,再好回十里铺老家去。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回学校后,我先到校医务科开疾病证明书。校医务科让我找班里的生活班长来办。我只好又返回班里,请生活班长许彬。许彬向他们说明情况,证明我确实有病。校医务科听后,给他开了“疾病证明书 ”。我拿上了“疾病证明书 ”,只见上面写着“重症神经衰弱,头痛失眠,建议回家休养。”
拿上医务科的证明,我给历史系办公室写了《休学申请书》,内容如下:
休学申请书
“历史系办公室:
史一(二)班学生任伊临因患重症神经衰弱(详见医务科证明书)及身体虚弱,不宜进行学习,所以申请休学。休学时间是1956年6月至1957年7月。
请予审批
史一(二)班学生任伊临
1956年5月24日 ”
系办公室拿了我的《休学申请书》后,告诉我:“他们还要讨论,等讨论后再告诉我”。走出系办公室后,我考虑,在等待审批这段时间该怎么办?是待在宿舍里休息呢,还是继续上课、上自习?考虑的结果是,批和不批是两可的事,现在已经五月底了,一年级第二学期期末考试眼看马上就要进行,万一系里不批,还得参加,我不能因为等待而浪费时间,所以决定在系办公室没有批准前,应当继续上课、上自习。同学们对我这个决定有些奇怪,都问我:“你已经申请休学了,为什么还要上课、上自习?”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并且还加了一句:“一个人的学习,目的是为将来建设祖国,所以只要有时间,我还要坚持 ”。同学们听到回答,不再问了。
6月1日,系办公室告诉我:“经研究,系里已经批准你的休学申请,同意休学一年,但你应该再到学生科去审批”。我拿着系里的证明,马上去学生科。学生科说:“你过几天再来拿休学证明吧”。
6月4日我接到了学生科《学生异动通知单》上面写着:
“我校历史系专业一年级学生任伊临,因神经衰弱休学,已批准离校,请你处登记备案,然后将此单交给该生,送还学生科。
此致。
历史系办公室,卫生保健科(收回公费医疗证),房产管理科,伙食管理科,图书馆,财务科,公共体育教研室,教材科。
学生科,1956年6月4日”
拿到学生科的通知单后,我先后到通知单上开列的各个处室办理相关手续,同时继续坚持上课。
6月6日,我到教室上了马列主义基础的最后一课,这也是我休学之前的最后一课。上完课后,我到校门口雇了一辆三轮车,把行李送到西四北大街五条16号父亲的住处。一些知道情况的同学,都不依依不舍地将我送到校门口,冯月华同学还一直将我送到公共汽车站,看我坐上三轮车后才离去。
这一天,天气晴朗,北京师范大学的建筑群,在三轮车车轮滚动中,逐渐后退。再见了,和我相处了一年的同学!再见了,培养了我一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再见了,让我懂得了大学怎样生活、学习的学校!!
我在爸爸家住了四天,四天里我分别给三哥、西西写信,告诉他们情况。6月11日晚上十一时四十五分,我乘火车,离开北京。
火车在漆黑的夜幕中,向前奔驰。我坐在车中默默地和前门站告别,和北京告别。坐在车上,我有些惆怅,去年秋天,我满怀憧憬来到北京,没想到今年夏天,却要离开北京,返回故乡疗养。唉!未来休学的日子,我将怎么度过呢?
